[经典学习]六、义利相依 [复制链接]

从古到今，义与利都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如果只有名利而无道义，这个世界会变怎样？据说袁世凯不顾道义，窃国复辟，一生奢侈。一次吃饭时会客，外人还真以为他廉洁：一碗小米粥，一条红烧鱼，一点佐料。然而，米是西北上等小米，鱼是洪河鲫鱼，佐料是东北的人参和鹿茸。我暗笑宾客愚，更咒骂袁世凯：正因为你贪图名利，追求享受，不顾救人民于水火的大义，才终使你臭名远扬。是什么葬送了袁世凯？是利。任何事情都是阴阳两道，这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不为清朝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经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字照人。”岳飞亲率轻骑御金兵，良宅黄金何足贵，不收失地，誓不还家。 仗剑出蜀，天生傲骨，怎会屈于荣华富贵，自羁自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心系旧朝、忠心报国、傲然立世，正是因为心中有执着的信念，坚定自己的道义，方能洗去利的污浊。

不仅是在中国在国外也有同样的例子，曼德拉，因为领导黑人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在荒凉的岛屿上的27年囚徒生涯中，他保守虐待。1991年曼德拉出狱当选总统。当选当天，他在典礼上竟然缓缓站起，向曾关押他的3名看守恭敬地鞠了躬。27年的苦难不仅磨砺曼德拉的坚强一直，更教会他宽容的道义，他也因宽容而被世人尊敬、钦佩。义与利竟如此完美的结合，利不是义的焚场吗？春风过，淡淡花香沁入心田。原来只要坚持自己的道义，造福人间，自会芳香百世。

其实只要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何必怕世间给予的污浊之利，待到心中花开，芳香万里，美名自会用永留于世。心存道义，利便不再是义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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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与利相辅相成，“义”不刻意追求“利”，甚至有时得舍“利”，但最终附带有“利”；而“利”分两种情况，正义的属于“义”，不正义的属于“不义”。朱熹曰“利者，义之和也”，也强调利与义的统一性：正因符合道义，所以人们才能获得长久的利；正因存在着利益，所以人们才能做更多符合道义的事。正是把利与义相互结合，我们的社会才会长治久安，我们的国家才能和谐统一。

义，由善和我构成，本义是一种在自我之上的善，一种高于自我的善，一种超越自我的善。后来被引申为义气，即具有报恩之心，就是义举。为正义而牺牲自我，则是更高意义上的义举。本柱上所刻的介子推所言之义以及他重义劝君退避三舍的故事，早已成为历代义士的楷模。在这种传统理念和传统道德的熏陶下，我国古代出现了无数为正义而牺牲自我的义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和中硫抵柱。在近现代史上，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追求民族解放，许多志士仁人舍生取义，无数革命先辈献出生命，才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

义利相依，不可分离，义与利也是人共同需要的。 谋取公众利益，谋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义”的要求。 要有正义，就是有利于他人，如果不谋取利益，就谈不上什么正义。在我看来，义利的联系也代表了自我与他人间的奉献和索取，义和利互为目的和手段，只讲义不讲利，只能是虚伪的道德说教；只讲利不讲义，就会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我们是义利观的统一论者，人既要讲利，更要讲义。有意义的人生，应当是义与利相统一的人生。我们要确立正确的义利观，在辩证中把握义利观，在结合上实践义利观。

要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要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培养自己良好的精神追求。要正确处理好大利与小利的关系，自觉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正确处理好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的关系，做到以合法手段获取个人劳动报酬。

在当今倡导的“八荣八耻中，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是整个社会都应自觉坚持的道德理念。实践这个理念，每个公民就会自觉崇尚正义，做到轻利重义，知恩报恩，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每个单位就会自觉地执政为民，服务至上，以人为本，优质高效。每个企业就会诚实守信，质量为本，不断创新，科学发展。整个社会就会法度公正，分配公平，扶贫帮困，共同富裕。这样，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早日到来。

义利相依，犹如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说不能离开“利”来抽象地谈论“义”。因为，“义”正是用于调整利益关系的。谋取公众利益，谋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义”的要求。

        利和义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单独抽象地谈论“义”，“义”是用来调整利益关系的，只有先达到了“义”，那么所得来的利益才能是可用之财。现今，许多的官员贪污受贿，他们所得来的钱都是不义之财，最终也只能以悲剧收场，不仅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更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甚至国家的利益。人的立身之道是正义，而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是利益。离开正义，选择进入利益之中，人就不能立身；而离开利益，进入危害之中，人就不能满足生活需要。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个孤立的个体，多多少少都会与人交往，总会产生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金钱方面，这是“正其谊不谋其利”就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友谊与金钱的准则。
不可否认，每个人的脾性中都会有“急切”的一方面，但我们在生活中也不能一味的急功近利，这样会适得其反。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和认真的态度去做，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与“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两者貌似矛盾，但实际上可得兼顾：正当之利符合“义”的标准，而不正当之利则“不义”，何必曰求。两者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仍具有管理方面的现实意义。
        企业的经营以获利润为目标，自不能讳言利。但是“义以生利”应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原则。这里的“义”，是指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对外来说，有企业同国家、企业同社会、企业同企业、企业同消费者的关系等；对内来说，有企业管理者同工人，部门同部门，职工同职工的关系等。只有用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处理好各种关系，才能做到既对本企业有利，也对各有关方面有利。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不仅本企业能得到发展，社会也能减少矛盾，在稳定中求得不断进步。这就是“义以生利”在当今的表现。
        但是“义以生利”对多数企业来说可能还只是一种理想，并不一定能自觉地时时处处遵守。有些企业管理者往往只以本企业的利益为利益，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者只以企业管理者的利益为利益，不关心本企业工人的利益。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很多违反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企业行为，为了利而不顾产品质量，为了利而用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为了利而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也有些企业管理者不关心工人的疾苦，甚至用违法的措施来欺压工人。这样的企业或企业管理者虽然也可能获利，却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对于这样一些企业行为，就应该以“何必日利”的古训对其进行当头棒喝了。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 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 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义与利的关系，自古以来，备受争议。人们都不断地思考着，想要找出一个支点，来平衡两者的关系。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孔子早已将这一利义观纳入君子之风，让弟子们好好继承发扬。“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面对义，孟子毅然将生死置之度外，至于远不及生的利，则更不必言之了。《吕氏春秋》载：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孟尝君，可谓逐利的一把好手。一次他派门客冯谖替他去讨债。临行前，冯谖问他是否需要带些东西回来，孟尝君随口说，你看我缺什么就带什么吧。冯谖到了地方，将契据烧毁，并假托孟尝君之命，将债款赏赐给了百姓。次日，他回齐向孟尝君交差，孟尝君倍感意外。冯谖说：“我为您买了义。您只有一块封邑，却渔利百姓，我将债全部放还，这就是我为您买的义。”次年，孟尝君因不受赏识而被贬回封地。离地百里，便见百姓上前相迎，不禁感叹：先生替我买的义，真是重于利百倍啊！以此可见，信义的价值之深。不过，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想利，只不过是不唯利是图而已。孟子之所以说的那么坚决，是因为当时的人唯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所以才“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曾说过“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由此可见，义与利也并不是一定要站在对立面上。并不是淡泊名利，安贫乐道就一定能体现大义，而腰缠万贯也不一定就是耻辱。所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在义的范围内追求利，是完全值得提倡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被活活饿死纵然值得敬佩，但现世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心中的大义。

       鱼，亦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2000多年前儒家的思想核心，孟子在生与义之间，他选择了义，即使生命也是可贵的。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佳话也被人们所传颂。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者，是思想道德境界十分崇高的人，他们能超越自身利益成全大义，实为君子之所为也。
       舍小利，取大义，可实现人生价值。正如臧克家诗中所说：“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有的人”便是愿意放弃个人利益，保全大局利益的君子。
       大义与利益应有机统一，重视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才能成就大义人生。正是由于人人追求大义，社会方能和谐发展。

看到这个论题，我就想到了利义观。孔孟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义高于利，义主利从，但并不排斥谋取正当利益。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明确以义作为谋利的准则；倘不符合此准则，则“君子固穷”，宁肯饿饭也不取。孔子因此对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评价很高；对安贫乐道的大弟子颜回称赞有加；他自己在陈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是言行一致的。孔子认为，义字当头还是利字当头，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利字当头，争权夺利，必然激化矛盾，积仇积怨；不利于解决全局问题和大局问题。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友也。义利观依然遵循儒家统一的义利思想， 他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老子认为， 对待义利应“少私寡欲”。庄子曾说：“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这一想法和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谋而合。

义与利，好像怎么也不会有关系。说到“义”，我们自然会想到史上一些大义大勇之人，这些人怎么能和利益扯到关系呢？这里说的利，是一种广义的利益，它不但包含财益，更多的是人们的根本权益。“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中就指出“利义相依”，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些人是大义大勇之人，是因为他们勇敢地维护了我们的利益。”舍生取义“也是说人们为了他人或自己的利益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

墨子认为：“为义就是利，能利天下者就是义。”这个利是公利，符合社会要求之利。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传统文化有重义轻利的倾向，随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见利忘义”的倾向。

        “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与“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两者貌似矛盾，但实际上可得兼顾：正当之利符合“义”的要求，可以收取；不正之利不符合“义”的标准，何必曰求。《吕氏春秋•察微篇》就是很好的例证，具体如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同篇之中，不取金的子贡反而好心办坏事，使义举成了不义；受牛的子路反而名利双收，使义举成了榜样：前者收到了孔子的批评，后者受到了孔子的称赞。所以，虽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类的话，但是后人理解时不能片面，需要对“正义之利”与“不正之利”辩证地看待，即孔子并非使“义”与“利”绝对地对立，义利双收是最佳解决方案。
        这对现代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管理方面的现实意义。
        首先，企业的经营以获利润为目标，自不能讳言利。所谓的“义以生利”，是指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内而言，要正确处理好职工与职工、部门与部门、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等；对外而言，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如果人心浮动，无情无义，则一盘散沙，行将不远。这就是“义以生利”在当今的表现。
        其次，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不能背弃道义。所谓的“何必曰利”，是指某些企业只以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为利益，而不关心本企业职工的利益；或者只以本企业的利益为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甚至为了利而欺压职工、弄虚作假等。虽然他们也可能暂时获利，但却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得的是“不义之利”，是长久不了的。对于这种企业行为，就应该以“何必日利”的古训对其进行当头棒喝！

     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然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孔子并不反对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相反，提倡人们“义以生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因义而生利，生利而更加注重义理，一味地舍利取义，是不现实的，而一味贪婪地舍义取利，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利也是不长久的。“兼相爱，交相利，“利”与“义”是统一的，就像爱是相互的一样。
   有一个同学村里，有一户人家，秘密自制可乐，违规乱用各种添加剂，典型的脏乱差。一瓶几毛钱买到其他村，干了几年还是被查出来了。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反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越做越大，利越来越多。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生如戏，只有遵守游戏规则，才能有最大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