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教育的现代价值
陈杰思
中华经典教育有六个方面的意义：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美德、提高人文素质、改良社会风气、提高汉语水平。人们都能认识到这六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但是，许多人却没有认识到，要达到以上六个目标，主要的途径只能是中华经典教育。
一、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没有达到共识。中华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并且，由于经典能够保持原有的面貌，我们也就能够越过纷乱的现象，直面经典去获取中华文化的精华。近现代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破坏，最典型地就是抛弃了中华经典。故，欲复兴中华文化，就必须推行中华经典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典义理转变为信念。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目标与方式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其目标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道德，在读经之时并不排斥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读经时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一面高喊要弘扬中华文化，一面又反对读经，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行为！
在学习中华经典时，要有主次之分。从流派上讲，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为主，道家经典（《老子》、《庄子》等）、佛家经典（《金纲经》、《六祖坛经》等）、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偏于某些方面，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儒家经典讲的是“常道”，是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道。而佛家经典、道家经典所讲的是特异之“道”，是人在特殊状态下遵循的道，其它诸子经典则讲的是偏于一隅的“道”或者是“技”。中国典籍有“经、史、子、集”的分类。国学有义理、辞章、考据三大类，故中华经典从内容上分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字经》、《弟子规》等义理经典，《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典等文学经典，《春秋》、《史记》、《汉书》等历史经典三类。经典教育应以义理经典为主，以文学经典、历史经典为辅。义理经典与历史经典、文学经典相比较，义理经典是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是末。必须以义理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文学经典、历史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义理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文学经典与历史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
在学习经典时，应以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并且，中华经典同外国经典相比，还有独特的价值：即用中华经典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二、培育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现在存在于何处？我认为，有两种存在的方式。一种存在方式是存在于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品质、行为活动之中，通过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展现出来，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身边的人和事感知到，但是，这种存在方式通常是以个案的形式存在着，给我们提供生动、具体的榜样。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全貌，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中华民族精神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就是以文字的形态存在于中华经典之中。经典语言凝练，表达准确，富有韵律。如果号召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和领悟中华民族精神，则很难有成效，因现实的复杂性、多面性，并且存在着与民族精神相背离的大量现象。最可靠的办法，是号召人们去学习中华经典，从经典中领悟中华民族精神，并且将经典的学习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个案、现实生活中的个案相结合。
炎黄子孙有两个标准：一是物质标准：其身体是否具有中华血缘关系；二就是精神标准：其心灵是否经由中华文化经典塑造。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从何处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从何处去寻找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只能是回到文化经典中去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之道，就存在于经中，“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读经的目的就是“读书明理”，通过读经而明白义理。宋儒程伊川尝谓：“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1）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ersonName ProductID="梁启超" w:st="on">梁启超ersonName>先生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2）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稳定，必须铸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使个体生命明确自己在其所归属的民族的身份定位，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培养中国人民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这就必须推行中华经典教育。
三、传承传统美德
在中国，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腐败，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中华传统美德存在于何处？以文字的形态存在于中华经典中，以个案的形态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个案只能反映出中华传统美德的某个具体方面，而不能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全貌。中华经典是历代圣贤人物、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而产生的智慧，通过精美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是“立德”与“立言”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诵读经典，不让经典所承载的道德理念先进入我们的头脑之中，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道德人物个案之时，就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甚至以嘲笑的口吻面对这些道德人物。如果在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在心灵纯净之时，不首先让中华经典进入，而是让世俗偏见、狡诈之心、邪恶之念首先进入他的心灵之中，则先入为主，先进入的消极观念占据他的心灵空间，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开展中华经典教育，他就会对中华经典产生排斥和歪曲的作用。
儒家认为，人有善良的本性，但如果不加以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泯灭，就等同于禽兽，孟曰：“人之异禽兽者几希。” 孔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儒家之学乃“为己之学”和“成己之学”，经典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修身养性，却如朱子所揭示的：“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礼禄而已也。”（4）孔子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是情景教学法和示范法。孔子并不是空谈义理，而是在一定的现实生活场景中，让学生置身于其中，需要作出道德判断时，孔子加以点拨，让学生通过具体的事与物去领悟大道，在人生的生命实践中提升道德品质。孔子是最伟大的道德榜样，同时又通过《论语》与六经“立言”，言行相应，能产生最佳的教化效果。
在当前的道德教育中，存在着几种不良倾向：一是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政治教育搞好了，人就一定会有良好的品行，“政治挂帅”的德育模式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二是脱离经典的生活教育，即在不展开经典教育的前提下，在生活中寻找道德的例子，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领悟道德。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方式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的社会极其复杂化、多样化，大量的丑恶的现象存在着，如果让人们学会了在生活中学习如何做人，恐怕许多人更容易接受现实生活中的世俗观念、消极思想。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很容易影响到每一个人。三是单纯强调对某些道德榜样的模仿，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将道德教育放在优良的传统文化中展开，人们很难形成对道德榜样的真正认同和理解。四是强调道德知识的灌输，不重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良知的培养。因为教育的成绩，只能通过分数来表达，许多教育者就将道德简化为道德知识，然后又将道德知识切割成考试的要点。真正的人品道德的提高，无法以量化的形态表达出来，所以许多教育者对于道德品格的提高漠不关心。许多所谓的专家，不知其道德水平如何，也从来不认真学习经典，而凭借自己的所谓专业知识，编写出来的教育孩子的教材，显得空泛、无力、含糊、浮浅，甚至可笑。存在以上道德教育的不良倾向，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排斥中华经典教育。而改变上述不良倾向，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中华经典教育。中华经典教育，完全改变道德教育的知识化、教条化、形式主义、脱离身心、假大空、对象化等弊端，而是采取熏陶、浸润、身教言教、知行合一等方式进行。当前，中国已有一批中小学推行中华经典教育，实践的效果非常显著，许多孩子在诵读经典之后，思想与行为朝着善的方向改变。已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学习经典之前，自私、任性、粗野、浪费等现象在学生中比较普遍，自从接受经典教育之后，许多学生懂得节俭、礼貌、谦让、团结、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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