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
陈杰思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载负崇高的精神与智慧，向人们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标准。刘勰说：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1）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精华。
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使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传统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的渠道被阻断。 没有经典教育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就难于培养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在我们教育中，中文学科作为语言工具，但是，“文以载道”，如果没有经典教育，我们如何能体认“道”？有历史学科提供事实与材料，但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历史事实背后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抛开经典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成了没有精神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何处找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去寻找。
现代学校教育主要是物的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是知识的教育而非德行的教育，是技能的教育而不是智慧的教育，是“器”、“技”、“艺”的教育而非“道”的教育，是“谋食”的教育而非“谋道”的教育。因此，必须在现代学校教育进行的同时，展开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传道，培养素质，培养德行，发展智慧。经典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朱子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礼禄而已也”。（2）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宣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教育的宗旨即：遵从圣贤教导，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健康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继承传统美德，振奋民族精神。如果将经典文本当作纯粹的知识文本，完全以学习现代各科课程的方式学习经典，则经典教育的目的难于达到。经典教育必须有自己独有的规律与原则。以下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是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的具体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希望对全国各地的经典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诚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真诚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弘扬中华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没有达到共识。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典义理转变为信念。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目标与方式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其目标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道德，在读经之时并不排斥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读经时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一面高喊要弘扬中华文化，一面又反对读经，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行为！
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3）对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道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第三，人们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置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岂不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指示。因此，不能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圣神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二、理解
对于文化经典，必须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 （4）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经文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义理先存在，而后有经文。“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5)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乾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7）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须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在解读经典时要避免这种现象：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8）后人对宋代解经时出现的各种偏差，进行了批评。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9）钱大昕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0）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是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三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难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三、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中华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注重文化之精神，而文化之精神，则必须通过体悟而获得。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体悟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经典的体悟，一种是生活与工作中体悟经典。体悟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 “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 （11）在体证经典文本时，要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诵读经典时，保持心灵的虚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经文之中，在经文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2）
经典学习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圣贤经典为主，诗文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圣贤经典与诗文经典相比较，圣贤经典是本，诗文经典是末。必须以圣贤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诗文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圣贤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诗文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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