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是孔子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忠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一个内容，二十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忠马上就想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并将其归罪于孔子，其实这并非孔子忠的原意。
忠在《论语》中共出现十八次，分布在十六章中。其中单独出现十一次，与“恕”合作“忠恕”出现一次，与“信”合作“忠信”出现六次。就其内容看，分别回答了关于从政、待友、处世、事君、修养、治民等问题，大都属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范围。而把这些属于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语句进行分类，最为突出的还是交友、治民、事君三大类，它们分别属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交友］朋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将忠列为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原则，这是孔子对其前忠内容的扩大。在关于忠的谈论中，最多的是关于交友的。孔子直接谈论交友的有七章（内一章重复），涉及到待友的原则、择友的标准、待友的方法，内容是很丰富的。
朋友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并称为五伦，列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在五伦中，朋友关系是最不稳定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有血缘的纽带来维系，夫妇关系有爱情的纽带来维系，君臣关系有禄位的纽带来维系，而维系朋友关系既没有血缘的、情感的纽带，也没有政治的纽带可资借助，孔子认为朋友关系只能依靠忠信来维系。
忠信一直被孔子视作待友的基本原则，教育弟子的主要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忠在朋友关系中是指接人待物要尽心竭力，真诚专一。“与人忠”被孔子当作人的最高道德品质“仁”的重要内容之一，一再教育弟子“主忠信”，“言忠信”，“言思忠”。对朋友的过失应该批评指正，“忠焉，能无诲乎？”（《宪问》）但这种批评应该是“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对朋友忠心劝告，好好引导，如忠言逆耳，朋友听不进去，就应及时停止，不应自取其辱，“朋友数，斯疏矣”（《里仁》），唠叨不休，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伤了和气，被朋友所疏远。在孔子的教育下，曾子把“为人谋而不忠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首要内容，他是深得孔子交友原则的真谛的。。
［治民］治民属于官民关系，官民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在关于忠的论述中，提到官民关系的只有两章。
季康子问曰：“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这两章的“忠”也属于两种类型，前者讲治民者怎样才能使人民忠，后者讲治民者要忠。实际上，这两章都是对治民者的要求。治民者希望人民忠诚，但要人民忠诚，治民者必须从自身做起，要孝顺长上，慈爱幼小，当官勤勤恳恳，执行政令忠心耿耿。
［事君］事君属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一种被注入政治伦理的特殊的人际关系。但它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君是国家的代表，事君就是服务国家。当然，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客体君位于主导地位，主体臣位于从属地位。
在关于忠的论述中，孔子对事君论述的非常少，仅有一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在这一章中，孔子提出了君臣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是孔子对春秋中期以来忠君思想的继承，但它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所发展，这个发展就是“君使臣以礼”，将臣子单方面的忠君义务修正为君臣双方互有条件的义务。“臣事君以忠”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君使臣以礼”，国君只有依礼来使用臣子，臣子才能忠心地服事君主。如果国君不依礼使用臣子，那么臣子也没有必要去忠心服事君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用道义奉事君主,如果行不通，干脆辞职不干。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鲁国国君没有依礼向大夫们分送祭祀的膰肉时，孔子毫不恋栈，毅然挂冠而去。在《论语》中，孔子还多次提到事君的原则，要“事君尽礼”（《八佾》），“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以礼事君，君主做坏事，绝不能顺从；对国君的不良行为，要“勿欺也，而犯之”，不能阳奉阴违地欺骗他，而要当面劝谏他、触犯他。
经过孔子的发展，忠由利民、利国、利公、利君的单纯政治伦理扩展到利他的社会伦理，由处理人与集体的关系准则扩展到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
要想真正发挥忠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就必须解决忠君的问题。
东汉时，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关系被僵化成“君为臣纲”，忠君思想从此强化了封建专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将孔子当作“君为臣纲”的始作俑者、封建专制主义的祖师爷而大加挞伐，其实，这是不公正的。
孔子论忠主要是指朋友关系，虽然孔子也谈了忠君问题，但忠君也是有前提的。结合《论语》中孔子关于事君的论述、评价来看，孔子的忠君思想是很淡薄的。首先，孔子没有后世所提倡的“忠君不事二主”的概念。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公子纠被齐桓公所杀，管仲不仅没有以身尽忠，反而为齐桓公效力，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像管仲这样一位“贰臣”，不仅没有受到孔子的指责，反而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被推举许为具有“仁”德——孔子心目中最高的品德。其次，孔子没有后世儒家所强调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商汤、周武王分别推翻了残暴的夏桀、商纣，孔子不但没有非议这种“弑君”行为，反而称赞他们为君子，在《论语》中称赞商汤举伊尹的行为，称赞武王有至德。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不但没有后世的忠君思想，反而赞成推翻残暴的君主。后人将“君为臣纲”的始作俑者强指为孔子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忠君只是忠的特殊政治涵义，是利国、利公、利他意义的转化，将利国、利公、利他的对象限定为国君一个人，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界定为与国君一人的关系。在历史上忠君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