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历朝历代对“礼”都十分重视。如有横渠四句之言的张载,《宋史·张载传》就有:“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宋元学案》也讲其学“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而对于礼的践行,司马光言:“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他称“(张载)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庶几百世后,复睹百王前。”程颐也曾评价:“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朱熹与门人议论及此道:“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今人乍见,往往以为难。”(《朱子语类》卷九十三)黄宗羲《明儒学案》亦指出:“关学世所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横渠易说》直接指明:“举尽利之道而错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礼,《易》之事业也。”
张载认为:“仁不得义则不行,不得礼则不立......此致一之道也。”在张载看来,正如仁的流行需要义,没有礼则不能成就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