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六、义利相依 [复制链接]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需具有的品德，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是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以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他，提出“惟义所在”，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行，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明末清初儒学家王夫之指出：“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其思想一定程度上对被宋明理学扭曲的义利观进行了有效地补正。先秦史书《国语》就曾明确指出：义以生利，利以丰民。由此可见，社会推崇正义的根本落脚点还是在维护公众的利益。但是随着儒学被异化为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的工具，儒家的义利观逐渐从欲利好义，转变成了压制正常利益需求的所谓公利观念。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儒家对正当的物质利益给予充分肯定，再此确立了循天下之公的正确义利观。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利合一，反对错误的道德禁欲主义。回归儒学本源，我们更应当充分肯定人性中合理与欲望，才能在使正义避免成为空洞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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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相依的基本主张是正义谋利、明道计功，两不偏废。它具有很大的现代价值，义利并立的思想可以指导人们恰当地处理义利关系，时刻提醒人们在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要时刻注意个人的追求正当利益的方式和注意对自己提出高一级的道德层面的要求，不发不义之财。同时，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当今社会重利轻义，叶适主张的义利统一，正义谋利有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导向，进行社会调节和规范，把社会效益标准作为道义原则去捍卫和坚持，制约和引导以社会利益为核心的功利原则。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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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义是无法分开的，首先，如果将重心完全放于利益上而毫不顾忌是否符合仁义，那么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被物质绑架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是无数利益的考量综合起来的结果，最终只会为了利益自相残杀，这样的社会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其次，如果没有利益，又怎么会又仁义呢？没有物质支撑的生活是无法继续的，正义就是体现在维护他人的利益上，如果没有了利益作为衡量，义自然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利义相依，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满足他人的利益，社会自然就朝着仁的方向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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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与利的取舍下，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站在义这一边，孟子说,”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但在现实中，义与利并不是总是争锋相对，极端对立的，大部分情况下，义利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不能离开“利”来抽象地谈论“义”。
       荀子就曾以人性为出发点来探讨义与利的存在价值，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存在欲望，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能。“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义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禁止人做坏事的道德准则。“夫义，所以生利”，因而，我们要尽量做到以义生利，因为义是根本，持久之利。
       2021年，河南省遭遇了由暴雨引发的巨大洪涝以及次生灾害，大面积的农作物受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鸿星尔克企业在去年营收入净利润负2.2亿的情况下，仍向河南省捐赠5000万元物资，温暖着河南省甚至全国人民的心。事后，网友纷纷为鸿星尔克的这项义举点赞，鸿星尔克公司的销量也在迅速增加，这不正是鸿星尔克充分发扬义利统一的思想，实现企业和社会共赢的体现吗？反观之前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益熏心，忽视道义，在奶粉中参加三聚氰胺，导致全国爆发婴儿肾结石病状，最终害人害己，以破产结尾。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坚持义利兼顾，义利统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企业家应秉承“义利统一”“义以为上”的儒家义利思想，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回报社会，将社会责任感当做一种长远的战略投资纳入企业发展规划的考量内，把企业成长融入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征程中，实现个人，企业，社会的多方共赢。

正义可以产生利益，利益可以让人民富足，这里的“义”，已经不局限于君主个人品质德行方面的要求，而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同国计民生之“利”密切联系在一起。“义”不是一种私德，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种传统理念和传统道德的熏陶下，我国古代出现了无数为正义而牺牲自我的义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和中流砥柱。
在近现代史上，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追求民族解放，许多志士仁人舍生取义，无数革命先辈献出生命，才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以见利忘义为耻”，这是整个社会都应自觉坚持的道德理念。实践这个理念，每个公民就会自觉崇尚正义，每个单位就会自觉地执政为民，每个企业就会诚实守信。整个社会就会法度公正，分配公平，扶贫帮困，共同富裕。这样，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早日实现。

这样看来仁与义其实是相通的，仁者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品德高尚和仁慈之心的人，而且也是崇尚正义之人。义是满足他人的利益，体现为爱他人，而这种行为不通过仁又无法实现，仅仅依靠着利益驱动的义其实是利。可见义的核心仍然是仁，孔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别人的亲人当做自己的亲人在只计较利益得失的情况下是无法达到正义的，而只有当它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这才是真正的义。因此我们决不能在利之中寻求义。而要到仁中去使义符合仁。

义利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以宋明理学中的哲学家为例，朱熹认为人只有义理之心，毫无利欲之心，而陈亮和叶适都对他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三代圣王也有“利”，但是也不妨碍他们有“义”，所以倡导“义利双行”。而叶适以“理财”和“聚敛”的例子，他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那么是否为义便不可言利，君子就不可理财呢？叶适坚决反对，“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所以他倡导“义利并行”。
而在当代社会也是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网红们”只要流量，不要“义”，最终会被封杀，非法分子只要“利”，不顾法律，最终会被逮捕，所以我们要加强义利观的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以义利统一为基点培养人民对“义”的敬畏感与对“利”的正确引导。只有真正看到了这种义利统一精神人民才会摆脱物化意识真正具有成人之大局品格避免人民走向极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

宋代二程在义利关系上，提出“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主张。二程认为，“义”与“利”的关系就是“道德”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二程既主张“重义轻利”，又主张义利兼顾，表明了二程已认识到义利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卷十一）意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既有义利之辩，也有理欲之争。在教化中，要求人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分，消除心中的分外之想，在对待义利上，不要争功近利，应当以义为先，以利为后，努力做到先义后利，先公后私。只有这样，义利之间、理欲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同时，二程认为，利为私，义为公。若人的私心杂念及贪欲之心太重，必定会祸害其身。所以说，有权就有利，有利就有害。可见，“权利”和“利害”是相随相联，关键在于自己的把握和节制而已。程颐说：“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无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二程遗书》卷十七）说明了众人都习惯于趋利避害，而圣人是以义来决定自己当为与不当为。众人只看到不利，而看不到义，所以，虽善于趋利避害，而终有害；圣人是以义为先，不趋利避害，而终无害。程颐认为看不见的“利欲之心”比看得见的“财利之利”危害更大。所以，在人文教化中，首先要净化人的“利欲之心”，然后才能节制人的“财利之念”，要“以义导利，以理制欲”来教化天下人，使之不要以利为心，教化天下人不要变成利欲薰心、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人。

义能保证不侵害别人的权益，利能保证自己与所爱的人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正确的衡量利益的方式应该是既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又能争取到自己合理的利益，这样的情况下，个人与他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正在的按劳分配，让积极勤奋的人得到肯定，给与社会回报，懒惰的人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受到社会的惩罚。

义的自我道德要求能确保自己不去侵犯别人的权益，利的实际价值能帮助我们和所爱的人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正确的衡量利益的方式应该是既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又能争取到自己合理的利益，这样的情况下，个人与他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让积极勤奋的人得到收入上的肯定，而懒惰的人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受到社会的惩罚。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形式下滑的时刻，更应该鼓励勤奋，宣传社会正能量的氛围，坚决抵制好吃懒做的行为，不要盲目的去帮助这类人群，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值得的人和事情当中。

义的自我道德要求能确保自己不去侵犯别人的权益，利的实际价值能帮助我们和所爱的人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正确的衡量利益的方式应该是既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又能争取到自己合理的利益，这样的情况下，个人与他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让积极勤奋的人得到收入上的肯定，而懒惰的人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受到社会的惩罚。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形式下滑的时刻，更应该鼓励勤奋，宣传社会正能量的氛围，坚决抵制好吃懒做的行为，不要盲目的去帮助这类人群，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值得的人和事情当中。君子更注重义，小人更注重于利，当利益与仁义存在矛盾时，君子便会选择仁义优先，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做正义的行为往往也要三思而后行，比如最近发生的唐山烧烤案例，当欺凌者占据明显优势的时候，正义的力量博润，又该怎么去制止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保护自己，而不敢用自己的幸福去赌别人的善良，社会的正义力量薄弱，正义就不会得到伸张，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更应该在这方面去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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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是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的一种方式，人民选举统治者治理国家是相信正义，正义产生利益，利益会让人民生活更好。既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为人民谋利益，就是为正义谋利益。这让我想到了代表广大人民的革命先驱者，他们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必要因素就是他们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符合义理学中的”义“。因此也能说明，义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人活着，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别人的需要，这叫仁义，仁义的人是对自己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能为社会创造公平正义和利益的人。

不能抛弃“利”去谈论“义”，同样也不能舍弃“义”而空谈“利”。正如文中所提：“义”是用于调整利益关系的。谋取公众利益，谋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义”的要求。小到每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有了“义”，才会获取更多的“利”；同样，“利”也应该是为“义”服务的。两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需要我们正确的去看待。

我从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他爱，但世界也不只有纯粹的利益交换，义利相依，无利为何义，所行之义出于利乎？只是要以不同角度看待世界，不可太冷血，不可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