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六、义利相依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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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离开“利”来抽象地谈论“义”，因为，“义”正是用于调整利益关系的。谋取公众利益，谋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义”的要求。


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一》）


译：人民有君王，是为了达到正义。正义可以产生利益，利益可以让人民富足。

有时候为了追求义的纯粹性，时常会把义与利割裂开，甚至将义与利处于对立面，其实不然。
利可分优劣，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同样，广义的义也分褒贬。
利人以利己，可称义。比如，尊老爱幼，帮助弱势同时完善自身的道德标准。
利人以损己，有时为义。比如见义勇为导致牺牲生命。有时为不义。比如因为感情而协助犯罪。
损人以利己，实为不义。
因此，义利相依，利不同，义的性质也不同。

子曰：“富与贵，是仁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一段反映了孔子的利欲观。孔子并不主张人们去利欲而求仁。任何人都不会甘心过穷苦困顿、颠沛流离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是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否则君子宁守贫困而不去享受富贵。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与“义”相对的，往往是“利”。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很早就已经有了“舍利取义”的社会价值倡导。但对于君子而言，
更高的境界在于，面对“利”与“义”并无明显冲突时，也能够思考是否违背了“义”。正如《论语宪问》中所讲：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只有在个体认同了“义”之后，在社会上才能凝聚成为以“义”谋取社会“大利”的风尚。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义面前，生尚且可以舍弃，更何况是利。实际上在我看来，人人都遵从义，共同筑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才符合所有人的利。

义与利是不可完全分割的，要以义治欲，若人人都遵循义，遵循公德秩序，共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人人都不不伤害别人就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那样才是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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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和平环境中，我们虽不致牺牲生命，但“舍生取义”并非离我们而去。“舍生”已不限于舍弃生命，也包括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个人利益。“取义”也已不限于正义，而是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公益。这种意义上的舍生取义，虽不像先前的义士、烈士那般气壮山河，但却是不可低估的一朵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有平时肯为公益放弃个人利益，在关键时刻才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

　　时代呼唤这种精神。只有这种精神在每个人心中牢牢的扎根，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能崛起。

孔子认为义是是人的基本修为，在人达到孔子的理想人格中的君子层次时，人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必须把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去表达，用忠诚的态度去完成。在贫穷危难时刻也要义无反顾地把义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面对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利对立，但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可以追求利，也就是“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

“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说要使人们的欲望和利益不会战胜自己的爱好正义之心。这句话对于当前的社会生活还是非常有启发的。有句老话讲“世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市井也常有人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欲望是人类所有行为和活动的驱动力。每个人在干每一件事情的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所求所得。如果说我们干每一件事情，都只考虑如何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最大利益，那么正义，道德，就会被抛诸于脑后。虽然也有法律的制约，但也有许多需要依靠人们的自觉性去处理去面对的事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公正、和谐、友善，就是在告诉我们，做人做事要有道德，讲道义，有自己内心大的追求，而不是只被利欲所掌控。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这个伦理学中道德评价标准问题，由孔夫子最先提出。《论语·宪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继承孔子思想，更加推重“义”。他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中华帝国的主流思想。自此，大致奠定了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
        为什么从古至今人们围绕“义与利”展开如此之多的讨论呢？主要是因为义利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在现实生活中，义代表着长期效益，是永恒的保值；利代表着当下的收获和短期的享受。有些人秉持“利在先”，认为重利便会快速发财，这就导致人们精神的羸弱与空虚，缺乏文化自信。一个国家如果文化地位低下，人民信仰缺失，这就意味着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必将时代淘汰。
         那么在当今中国，可以实现义利并举吗？我认为可以，有两个条件：
         第一，历史条件。《淮南子·齐俗训》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子路拯溺而受牛以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孔子并不是种义轻利的。他认为，判断事情好坏的标准是行为带来的影响和价值，而不是单纯的义利之分。如果事情做得事宜，符合义，那么取利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值得传播的。所以孔子对待义利的态度可以用两个词概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第二，现实条件。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今中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大力发展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环境问题逐渐涌现出来。所以，在当今中国实现义利并举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习总书记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正接续奋斗，可持续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今天，义利之辨该终结了，如何实现“义利并举”才是我们每一代中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做到“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真正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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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不容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义和利是不能分开来谈的，不仅仅是因为义规范的就是利之间的关系，还因为做到义需要利作为基本的保障，比如首先得保障温饱，保证自己能够活下来，才能去谈什么是义以及怎样做到义；而实践义则能更好地实现利，比如在精神层面的利和物质层面的利应当如何选择，当两种利发生冲突时又该怎么做，义对我们的日常行为做出规范，不谈义的利是不可取的，最终必定会带来惩罚。因此利和义是相互依存的，不能简单地抛弃其中一方而之谈另一方。

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我看来，义与利都是利益，只是，义为精神利益，利为物质利益。追求利源于人共同的天性，崇尚义则取决于人后天的修养。义代表的往往是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而利代表的是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于国家而言，义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忠义，如岳飞精忠报国，矢志不渝。苏武十九年牧羊，只为了不想单于归降。于私人关系而言，义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情义。闵损受尽继母折磨，却能将心比心，跟父亲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冻，休了继母，继母的两个孩子都要受冻。”为继母求情，可谓重情重义。由此可见，义的可贵在于不固守一己之利，而能以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为重。在关键时刻，我们要有舍利取义的勇气，舍己为人，舍己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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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利的选择
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正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样，把“义”与‘
喇“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并列起来，让你作二者不可得兼的选择。
    你选择‘义“还是”利“呢？
    其实，你已没有选择，因为你只能做君子，不能做小人。
    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君子羞于言利”的传统心态。直到进人市场经济体
制的时代，人们才发现，君子也要“不羞于言利”，该做的贡献要做，该拿的钱
也照样要拿。也就是既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于是便有了“义”与“利”之间的若干纠葛，若干不清，若干的尴尬人做出
若干的尴尬事。比如说“义演”还是‘利演“的问题，劳动所得还是贪污受贿的
问题，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问题是不是出在“利”这头猛兽一旦被释放出来，“义”就不大招架得住呢？
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一旦放出了魔鬼，人间就不得安宁。
    所以，圣人要把“义”与“利”分别开来，并用君子和小人加以严格的界限。
其用心良苦，不外乎是要求我们重“义”而轻“利”罢了。

义利之辩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思辨主题，孟子、荀子、墨子、管子、韩非都进行过讨论。每个思想家的主张不同而影响他们对这一对范畴的判断。往往这个问题是伴随着人性论的，孟子主张性善，他就认为仁义比利益更为重要。法家主张性恶论，他们认为人都是出于利益的，因而要用赏罚来控制百姓。荀子、管子比较中立，荀子主张性恶，但是他重礼，礼仪能够限制修养自己的恶性，达到中和的状态。管子是温和的法家，道德法制并重，因此他的观点也会相对比较中和。墨子是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平等，吃饱穿暖，作为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体而言，利益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结论我们对比国际形势来看，欧美人以恶感文化为首，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才是最根本的，所以中国一强大就必然要攻击他们，所以他们才会不停地打压中国的强大。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谈利益，就跟资本主义没有区别了。所以义一定要比利重要，这是我们中国独特的品质与文化，中国的发展必然不会走西方人资本主义的道路，能够撑起整个伟大的国度的未来，一定是这个国家古代的文化。从疫情来看，利只能让秩序更混乱，只有义才更构造出独一无二的伟大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