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六、义利相依 [复制链接]

自古以来，义和利便是人们时常讨论的问题。古人往往对这两个方面的态度较为绝对化，有时甚至是片面化，似乎认为在“义”面前，“利”变不值一提。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应该用辩证统一的眼光看待这矛盾双方。二者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利”是“义”的根本前提，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原因便是利益的驱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有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人们才会欣然接受它的存在；另一方面，“义”又是“利”的外在保障，一个人的行为只有符合“义”的限定和要求，才能顺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是逆势而动。二者是一个统一的关系，互相影响着对方的存在。

       墨子讲：“兼相爱，交相利。”关怀别人如同关怀自己一般，相互给予对方利益。在这里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义利相依，是因为讲道德时不能离开利。离开利谈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为何这样说？因为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如忠可以说是要利君，孝可以说是要利亲，功可以说是要利民等等。带有利的道德不一定不是道德，只要利适度就好。因为如果是不讲利的道德，那是离开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的，缺乏生命力的。叶适讲：“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一个人不在乎利，他也不在乎义”这话听起来似乎表达得有点绝对，但我觉得一个人怠慢了自己利，那他也会去怠慢其他人的利。义还能用来权衡利，让人们在抉择之时，用义来衡量何种利能取，何种利应弃之。

自古以来，历史学家们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人认为义大过于利，也有人认为利大于义。南宋哲学家叶适就指出，义利是相互依存的，他还指出，在古代圣贤那里，义和利都是统一的，把两者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人们对圣贤思想的误解。追求物欲是人的自然境界，是人天生的本性，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但追求衣食的本能应该受到道德的约束，所以应把利和义联系起来。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都倡导义，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追求利便会被大众所唾弃。但是殊不知在义利间，离开任一方，剩下的一方都会成为虚设。“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自我”。所以，两者相依相存，任何一方都不能被抛弃。

义的体现与利的实现，是活在人世间的人有所求的结果，不论义或是利作为这种结果是作为直接的目的而言，还是附带产生的而言,，都是人对自身价值定位之后所进行的活动结果。即便是被称之为圣人才能拥有的至高的仁义，也是在圣人的仁义向群体众人表明自身的内容之后，所得到的现实的体现，是一种被认识的仁义。而大多数人都在追求的利，往往被视为与义相对立的利，更是在现实的人世间被人广泛地追求和想要去实现的。  
　　　这也就是在说，无论是义还是利，只有具备或者想要去具备二者或者其一的人，在人世间有根据二者的特征而去进行具体的行动，这个人的义或者利才能被他人认知。最终，这个人所行之事，是义还是利，是被他人拿去评判的。虽然人会认为自己对自己进行义利评判，不需要依靠他人意见，但是，此人的一切的在社会中的行为都是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人不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评价自己的行为。
　　　所以，当我们要对义和利的关系进行一个探讨，不妨就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中出发，来尝试解读此分论坛的此分论坛的此主题：义利相依。主要的，是尝试探讨相依性是如何实现的。
　　　顺着这种人与人世间的关系出发，利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三种类型：个人之利、群体之利、国家之利。同样的，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两种类型：个人的义，社会的义。在义和利的内容被分别区分的基础之上，主要的来解释这种分类对利的正当性和义利相依的可行性。

前承之前讲到的对义和利的划分，接下来继续谈一谈这种划分的表现。
中国古代，包括近代的很长一段时期，人对利的追求都被主要理解为人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是一种人世间的物质上的或者情欲上的享受追求。同时，追求这一类的人是不被视为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的，他们在实现现实物质或者情欲之利之后，便满足于此，有的甚至会为了紧守已有的利益而去对他人进行迫害。
　　　所以，历史上有很多注重身心修养的思想家对这些人进行批评，进而对这些逐利之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即逐利之心进行批评，其中一个体现便是后人多以文取义的由朱熹提出的“灭人欲”，朱熹原本的“灭人欲”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不探讨，笔者借用其只是想要说明有一些人根据这句短语的字面意思，拿去要求人们舍弃被他们不认可的利欲之心这一现象。
　　　但是，诚然有很多人为了逐利而不遵循仁义甚至完全地放弃仁义，但这并不能表明逐利于人而言的正当性，也就不能否认人欲的正当性。重点在于，这种逐利之欲，是否背离仁义，如果没有，那么，是值得肯定的。而作为准绳的仁义，其本身的内容，不应该是背离人作为独个的人所应有的物质欲望和情欲，以及为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发展而要去实现某一目标的欲望。
　　　一个人不背离自己的义去追求利，当他能够实现的同时，同样基于自身的义而去追求利的其他人，在实现每个人各自的利之后，人们会因为自己的义而愿意与他人的义达成一致，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其中相互不相符合的部分，因为人是在人世间的，所以，他们自己也明白为了实现自己在人世间的利，需要和别人达成利益上的妥协，即各自利益的暂时让步。这种让步的原则便是基于每个人能与他人达成一致的义，即个人的义彼此之间相符合的内容所形成的社会的义。这种社会的义通常的表现形式为社会的道德规范。

按照包含着个人之义的社会的义来做事，以实现自己的利，是人可以遵循的方式。遵循这一方式的人，也不应该被否定他的利，因为在他行利的同时，他个人的义没有被舍弃，社会的义也没有被舍弃，相反，他是按照义来行利的。如果一味的认为义利不能共存，并要求他人舍利逐义，其实是一种将自己对义的严苛追求建立在别人在人世间的生存之上的，本身并不是一种义，尽管他们这些人将自己认为的义美名其曰社会的道德。
　　　这种要求式的义，在现今的社会中，并不少见，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这种虚假的义，并且，将基于这种虚假的义所发生的社会行为称之为道德的绑架。
　　　上诉的内容，谈到了个人的义、社会的义、个人的义的关系，即是由个人的义所组成的社会的义能使得个人的利寻找到自身的正当性，所以，不用过多解释的是，具有共同义观念的人，他们的利都得到实现的时候，便是群体的利得以实现的时候。
　　　最后还有国家的利没有说明，根据“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百姓，之所以会愿意接受君王的统治，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可能是君王依靠武力或者前人的武力，但是这里讲的应该是另一方面，即贤明的君王这一情况。
　　　君王的身份，代表着一种可以管理天下之事的权力，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君王能对整个国家的每个单独的人进行支配，无论是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当中，还是在精神的管控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家的利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的是君主的利，是君主个人的利，君主的利作为最大的个人的利，是所有的群体的利的最终去向——此君主应当且必须是个贤明的君主。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言及的道理在君主的义利衡量这一问题上，其表明的就是君主作为一个特殊的单独的人，在他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如果只把自己作为一个能够通过更多更有效的渠道达到自己的个人的利，而把百姓当作自己牟取利的工具，那么必将被工具所反噬。
　　　只有君主将百姓的利也当作自己的利的一部分时，此时君主这一行为于百姓而言，即是一种来自君主对百姓的义行，才能通过达到义利来使得百姓个人的利，百姓群体的利，整个社会的利被有社会的义这一观念的君主所协调统一。
　　　当然，这里要讲的义利相依不仅仅是在设想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制下，君主与百姓的义利关系，更多的是要从时代当下来论述义利相依。
　　　当下时代被社会大众所广泛热议的一个现象是，有很多的商业从业者贪图一时的个人的商业利益，漠视社会利益，尤其是在涉及民生的一些领域，逐利舍义所带来的危害尤其引人关注和热议，也更是让人痛恨。比如三鹿奶粉事件，长生生物事件。要说这些商家在行使违背法律、违背道德伦理之事时，没有考虑处于人之为人理应是个向善的人所应保持的仁义，是不可能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被物质利益所驱使。
　　　正像陈亮所说的，“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郭其勇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谈到，这里的“不净洁”并不是指的肮胀、不干净，而是指“相对于义理之心所显示出来的复杂的利欲之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利欲之心，但是重点在于我们的利欲所欲的是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这个利究竟是“毫无节制的一己私欲，还是赐福众生的‘生民之利’”。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人具有趋利避害这一性质的同时，不妨也可以认为人能够将赐福众生的生民之事也看作自己的追求之利，当我们遵循这个标准来行使我们的逐利行为时，对于我们的利其实就也就是对于他人的义。“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说的即有此理，只有既满足了自己的生存需求，又满足了别人的生存需求，才能被称之为仁义，而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便是不仁义的。在笔者看来，后者所达到的个人的利益，也是不长久的。

结合之前所谈到的，不难看出，义和利本来是可以共存的，而这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无法共存就在于人是如何看待利的量度的。
　　　这种将他人之利的实现看作自身的利的实现其实可以被分为两种情况来看待，上面所谈到的只是其中一种，也就是圣贤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这种高尚的操守只能是一少部分人能够长久做到的，大多数人是只能偶尔在某些方面能够有这样的人生理想追求，更多的还是想着的是自己在人世间如何生活的更好。
　　　对于后一种情况，其实依旧可以有义利相依的可行性，而不必陷入规则只能防范不用规则来防范的君子的尴尬处境。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到一个广泛的能攘括整个社会领域的正义。“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这句话所讲的利益并不能战胜正义之心，在笔者看来基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人们能够意识到正义之规则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的体现是只有当每个人都遵循这个规则，他们自己才能通过这种社会之义的帮助实现个人之利。
　　　反之，如果制定出来的规则不正义，那么也就不能够保证每个人的利的实现，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大众。此时的正义只能是少数人的正义，利的实现也只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的实现。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所不同程度的体现。《荀子》谈及“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就是想通过说明尧舜时期统治者的贤明能够为百姓找到一个能够很好调节百姓欲望的普世的正义。
　　　君王之治，能被百姓所接受，君王能够长久的稳固他的江山，就不可以离开对百姓对利之需求的保障，如果仅仅是要求人克制私欲，遵循所谓的道德，那么这样的道德其实就是一种不道德。道德离开了世俗的人，就谈不上是一种道德，人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出发点，也就出从体现为一种义。

义与利，是人生道路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义者，“事之所宜也”，即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之下所持道义；利者，“生人之用曰利”，主要指实际利益。义利本身无褒贬，但对待义和利的立场态度，特别是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的倚重取舍，却不仅体现一个人的义利观，而且也能反映人品官德、觉悟境界和人生态度。由此，在社会道德中，义利观通常更为人们所看重，而在义与利矛盾面前能否心端行正，则是识辨一个人正直与否、高尚与否、担当与否的“试金石”。

义利相依，它们相互离不开对方，离开了义的利就是贪婪无道，离开了利的义就沦为了空谈。人的一生，最大的问题是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有了义就满足了自己精神方面的需要，有了利就能去满足自己生活的物质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依靠义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就抛弃自己心中的正义。所以说，利于义具有辩证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独自存在。否则会引起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不平衡。人是有欲望的生物，可能会因巨大的利益冲昏头脑，这时候我们更应该去强化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鱼和熊掌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鱼和熊掌的之间，不涉及原则的时候，根据利的大小来进行取舍；但是当涉及到原则的时候，按照义的原则来行事。小人往往只看到了利的大小，而贤者却能坚守原则。

儒家是在义利相依的大框架下来言利的。荀子直接言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后世儒家更为深刻地论述了义与利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吴廷翰认为义利相和：“义利原是一物，更无分别。故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盖义之和处即是利，必利物而后义乃和。”（《吉斋漫录》卷下）王夫之指出，离开义而逐利，就不能立身；而离开利而尚义，则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尚书引义》卷二）。 当然，儒家并非就认为利与义是相提并论的，而是认为利是从属于义的，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主流观点和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义以为上、由义取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奠定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的基调。提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否则，“放（仿）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孔子主张杀生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义利观，提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孟子甚至更为激进地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思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继续高扬这一基本立场，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义所体现的其实就是“现实的人”的本质――道德生命，利则表明了“现实的人”的前提――自然生命。这样，义利观不但将道德生命与自然生命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还为实现以德立命提供了现实路径。

墨子所谈论的“义”是和“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圣人不是夸夸其谈讨论仁义道德的人，而是能给天下万民创造福祉的人。

我们强调舍生取义，但并不是说利就不重要，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正义与利益，是人共同需要的。《国语》中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正义可以产生利益，利益可以让人民富足。

用脑子而不是屁股思考
脑子和屁股，一个是指挥部，一个是垃圾场，这是我们的共识。自从人类直立以来，脑子就高于屁股。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用更高级的脑子来思考问题，“义者,宜也”，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就是说用逻辑理性和公共理性指导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但总有人用屁股思考，用他屁股坐的地方，也就是他所处的地位，来指导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出发点是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他把屁股当成了指挥部，所以脑子变成了垃圾场。就像之前有一款进驻了100多所高校的无人咖啡机，在自己的公关稿里写，毛利超过80%，你是博得投资人青睐了，那我们喝下去的是什么呢？
但是直立的人从脑子这个指挥部出发，也会到达垃圾场，喻于义不是否定利。
从宏观来讲，人活在社会里不是空对空的，物质不会退场，所以我们以功利的目的进入，但物质是且仅仅是尚义的基础，我们还要以一定程度超功利的状态出来，让世界变得更好。
在微观层面，聪明、努力，又愿意花精力琢磨大环境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太多了，担心被害的心理导致个体很难成为纯理性的无立场第三方，多数人心态先输，再生活全盘皆输。所以要respect不同的信息差和想法维度，要通过宏观与历史理解真实的世界，总有一些太强且太善良的人，面对过更大、更难的问题，并由此英雄造时势。
之后的三十年，中产阶级将会饱和，知识水平相当的群体中有些人面临被迫挤压到中下层阶级，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从多个阶级的角度出发，用脑子而不是屁股思考，真正地以人为本，人为为人，化解这场上行危机。指挥部与垃圾场颠倒的错误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祝我们大家，都能用脑子思考，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