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九、由义取利 [复制链接]

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梁惠王问孟子，他的到来是不是将对梁国有利。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意思就在于，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王如果说，“怎样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也说，“怎样对我的封地有利？”庶人也说，“怎样对我本人有利？”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国家就会发生危险。在孟子看来，如果最高统治者带头讲利，就会刺激整个统治阶层乃至所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人都讲利，由此就会引起相互争夺，“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然而，如果先讲义后讲利，用义来规范利，对利益的追求就会纳入正确的轨道，这样统治者最终也会得到利益。因为，“未有仁而远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没有讲“仁”的人却遗弃他的父母的，也没有讲“义”的人却对他的君主怠慢的。所以在我看来，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曰利”，并不是真的不讲利，而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统治者要带头讲义，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

虽说历史上不缺少舍生取义的英雄典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利而忽视义，很多影视作品也是鲜活的把一些见利忘义的形象展现了出来。这恐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性的特点。我们不能抛开一方而只谈另一方。义和利在每个人的心中，只是需要掌控好义和利的天平。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正当的利益，且不损害他人利益。

苏轼曾说：“苟非吾之所有，非一毫而莫取。”从古至今，这样的道德准则不计其数，然而又有多少人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来赚取非义之财。比如我们走在街上随处可见的乞讨者，无论是大小城市，这样的人都数不胜数，但是显而易见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残疾，他们只是抓住了自古到今人们提倡的爱人、怜人之心，即使知道这样赚取的财产并非正道，但却依然受之泰然自若。这也是由义取利，只是他们是用了正义取得了小人之利。

在生活中义和利确实时常是相互对立的，人的选择无论是哪种我们都应该加以尊重，但选择了先义后利的人更值得我们敬佩。自私的欲望每个人都有，但是有道德的人会用理智克制自己而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利益的人短时间内会得到一定的好处，但长远看来是为自己埋下祸端。利和义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选择义并不代表失去利，正如有时候予人方便也是予己方便，我们应当慎重的选择，把握未来而不要局限于眼下，追求正义下利益而不因小失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由义取利，才能长久，不做见利忘义之事，不做借义取利之事，生财有道，不合义的，宁可清廉地过着自己的贫苦生活，也决不去舎义取利，不义之财绝不会长久。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是爱人，义更多的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取舍。“义”之一字，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付出与取舍。仁是让世界美丽祥和，义是给这世间更添铿锵。这个世界需要温润的君子，更需要铁骨铮铮。

我们应当力求把对孔子及儒家的研究转向当下日常生活，从生活中体认儒家之道，使孔子思想飞人寻常百姓家；把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发掘出来，提炼出来，把它讲清楚，注意发掘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变成每个中国人的自觉，还要把它变成世界性的东西。

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确立一个社会的“义”，并且培养公民对“义”的自觉和信念。我们今天一方面要赋予“义” 以新的具体内容，例如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当今社会上许多腐败堕落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有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等外部原因，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内心丧失起码的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不把“义”当回事，不辨“义”与不“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因。

趋利避害是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生物不断向高级进化的保证。生物存在的两种充分的条件是：一、活着（求生）；二、避免死亡（畏死）。趋利使生物习得更强的生存能力，避害使得个体的生命得到延续，进而保证了物种的延续，其中的优胜者在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中生存下来，并促使物种不断向高级进化。当然在人类社会中，趋利避害的方式取决于对利和害的认识，而对利害的认识及趋避行为又形成了人的价值观并被道德、法律等所约束。古往今来，利义从来都作为一个共同体被人们讨论着。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感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怨愤。利之所趋，性之所在。同样，世上从来也不缺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仁道。对待利益，无论是厚黑学还是薄白学，脸厚心黑也能取之有道，面薄心白也会不择手段。最重要的是能平衡利与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做一个利义并重的君子。

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诱惑，尤其是“利”的诱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对于“利”的一个直接体现。毫无疑问，“利”是生存在红尘社会的芸芸众生所不懈追求、为之辛苦奔走的事物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这可以说是以否认个人、否认利益为基础的，当代中国社会，要使人们只关注“义”的道德价值，放弃对“利益”的追求，既是不现实的，又是与社会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因此，随着经济大潮的波澜壮阔，人们似乎一下子意识到了自我的重要性，从而迅即步入了另一个极端。许多人跌入金钱的陷阱之中，在工作、生活中开始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不在为钟情于“孔方兄”而羞愧不安，相反倒胃自己无法“生财有道”而耿耿于怀。在强大的“利”的诱惑下，“义”一度被一些人排挤在价值观之外，传统的“义”大于“利”的观点很快变成了“利”大于“义”，“唯利是图”，开始了对“利”的盲目甚至疯狂的追求。如若听任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发展，我们的社会势必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基于此，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倡导合理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要教导人们在求“利”的活动中注入理性的精神，这便是“由义取利”，“君子爱财”但也要“取之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君子爱财”，即使是君子，也是爱财的，由此可见人爱财是正常的心理，不必为此纠结。但是对于财，有总比没有要好，因为有时，金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第二部分“取之有道”，爱财并非羞耻之事，但仍然要走沧桑正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表明，在对义利的抉择，足以用于判断其人品格的高下。君子更看重道义，故而坚持本心；小人更看重利益，所以不择手段。这就是二者的最大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中的重义轻利是强迫人放弃正当利益，也并非认为追求利益者都是小人。而是强调了人在谋求利益的同时，要注意运用正当的方式，不能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中国古代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才有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明清之际的儒商就是典型。

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一大争论问题，它涉及到道德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帖子列出的内容来看，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而到了后期，这种思想便有所松动，君子重义，但也不排斥利。

义和利的结合让我想起了三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这三句话告诉我们要用平等，正当，正义的的方式去获得自己该得的利益，钱财虽好，不过不是自己的就算用卑劣的手段取得终有一天也会失去，永远不要觊觎别人手里的东西，若想要，只有一种方法---靠自己的努力。不出卖他人，不背叛朋友，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姜太公的那一句，正是我们现代人所缺失的，我们应该树立自己的原则，并且尽力去维护这个原则。

“宁可清贫，不可浊富”，它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遥相呼应，这两句都是关注的取财要符合“道”。这对当今欲望疯狂膨胀的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很多人为了去追逐本来不需要的东西，违背自己的良心和社会道义，拼命的获取钱财，更有甚者为了取材谋害他人性命，迷失自我，最终锒铛入狱。从另一方面说，按照道义获取钱财容易做到，但是取材以后是自己独享还是奉献社会却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费孝通先生没有去追逐财利却始终秉持着一颗“志在富民”的心，这确实是很伟大的，而且在年逾古稀之时还出行做调查，其人格令人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