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十、舍利取义 [复制链接]

君子注重道德、规则和道义，而小人则只注重现实得失。从《论语》中，我们看出孔子认为君子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能有丝毫松懈，要一心一意的修炼自我道德，努力克服一切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和缺点，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不要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诱惑屈服，只是追求一味的功利，没有任何精神追求和价值信仰，这种人是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的。
  君子和小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羞耻心、尊严意识和文明教养，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信念、没有教养、没有羞耻心和尊严意识的社会，是很可怕的，而且在这样的社会中小人文化会多起来，小人他只会以个人的厉害得失作为行为取舍的标准，这怎么行呢？这社会不是乱完了吗？所以我们更应该提倡义，提倡人们要有羞耻心和尊严意识，多去做些义事，这样的社会才是人人所向往的。

舍弃利益而换取忠国的正义。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体现了诗人文天祥那为了忠国正义，面对着金钱的诱惑依然面不改色，拒绝金钱的利益以死报国，全因他心中存有那忠国的正义。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为了义，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利。有些人或许在正义与金钱面前会选择正义一方。但是又有多少人会愿意为了义而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利呢？赵泰来为了中国6万多件古宝，不惜舍弃自己三栋别墅，其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收藏，而是无私地把它们都捐给国家了。赵泰来不惜献出自己的利，从而保护了国家文物，全因他心中有那伟大的义。为了义从而奉献出属于自己的利的人，方能更体现义的所在。

     如果说一个人不仁不义，必定是贬斥他人格的低劣和道德的败坏。自古以来，圣人贤士都以仁义来严格律己，孟轲“舍生取义”，谭嗣同“杀身成仁”，他们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仁义”二字，可见，这如千斤巨石之重的两个字是支撑人的两块基石，做人，就要做仁义之人。

《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的取舍从古至今一直困扰着人们，从儒家的价值观来看，舍利取义是必需的，对舍利取义的倡导也是建立在“仁”基础之上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古人言“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利和义往往不能兼得。秦桧舍义取利，赚的一时锦绣，却也落得几世骂名。对利与义的不同选择，与个人的修养有关，考验的是人在面对诱惑时的自制能力。选择利，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利益，抛却的却是人的良知，如果利义可以兼得，自然是两全其美的事，却当利义不能统一时，要做好选择，而这个选择首先应对得起作为人的良知。

义利取舍，主要在于个人选择，选择的背后就意味着你需要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承担相应的风险，义是精神上的满足，并且能够获得众多人的嘉奖，利是物质欲望的满足，舍弃了义而去选择利益，为很多人所不齿，于是，很多人就在这一种社会舆论下被迫做出违背内心真实决断的选择。我认为，在义利取舍之中，大众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选择，在对他人提出批判的时候，必须首先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过程，如果确实了一个反思思考的批判，其实就是被社会舆论化了的众人，这对于文化思想的传承极为不利。所谓舆论，他是本着“舍生而取义者也”为思想根源，但是，众多人囿于表面的舍生取义，却对其具体情境视而不见，一味提倡舍生取义，其无异于是进行道德绑架。我们的确需要引导大众重视义，但是，强压性的灌输手段很容易导致义在人们内心的认同度。

古人云：义与利，人之所良友也。人字的结构就好像义与利相互支撑一样。正义，在个人层面其端正行为，符合道义。在社会层面，其建立公正公平道义的制度。谋利，即谋取利益。做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人性光辉所在，后者是生命延续所据。我认为，义和利并不冲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义理允许的情况下去争取利润，才是去争取利益的最佳途径，正所谓正其义，谋其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义，利之于义，恰如毛之于皮。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 里仁》孔子认为，君子晓明仁义，为人行事以仁义为本，视为有德行。但是这不是说明君子完全放弃利益，而是以义来统领利，先义后利。而小人往往不能够通晓大义，做人做事大都以利益为本，导致因利而害益。
   众所周知。董仲舒发展了新儒学，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之道。这对于古代士人的道德修养与要求起到了行事立身时价值判断与行为规范的基本标准作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义理允许的范畴内行动，而”鱼与熊掌“不能兼顾时，也必须牢记不可因为利益挑战做人”义“之底线，否则便成为了小人之徒。
   时刻牢记不可为一时的小利，去做违背道义的事情，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利与义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喜欢《鱼，我所欲也》中的一句话：”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希望人们坚守住自己的原则，见利忘义是天性，而舍利取义是选择。

儒家精神一向宣扬“舍利取义”，凡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则取之；凡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则弃之。正如我们不能发不义之财一样，平日里的拾金不昧等行为都是符合“义”这一原则的，如果社会里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义”的观念，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际纠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阂也就会减少的。

舍弃利益而换取忠国的正义。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体现了诗人文天祥那为了忠国正义，面对着金钱的诱惑依然面不改色，拒绝金钱的利益以死报国，全因他心中存有那忠国的正义。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然而前台湾特首陈水扁在利益与正义面前，他蓦然选择了利益。他从人人称赞的特首，到如今每人都想“扁”他的陈水扁，其根本原因在于他重利忘义。倘若他能如同日本核电站的勇士一般用尽全力不挂念自已私利地为国家付出，那么陈水扁的美名便会如同文天祥一般流芳万世吧！

舍利取义是对舍生取义的发展，在利益面前是否还能坚持道义长久以来被作为小人与君子的划分你标准之一。君子取义，小人取利，故君子高尚而坦荡，小人鄙陋而浅薄。

在君子人格的塑造中，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中，孔子直接点明“君子明白大义”，而“深明大义”这一素质也成了后世评判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之一。
而义与利相撞时，总该是义为至上的。

义与利、或义之欲与利之欲发生冲突而不可得兼得情况首先常见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规则日益失败，新的体制规则尚未确立，青黄不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社会就会失序，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盗逻辑就会流行，“有枪便是王，有奶便是娘”的现象就会常见。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从较为宽松的宗法封建体制向大一统的皇权官僚体制转型；而清末至今包括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则是从皇权官僚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所以，礼崩乐坏、道德失范，既是当时孔孟的感叹，也是当今很多人的感慨。在社会转型期，当务之急是尽快确立新的体制规范，而不是在缅怀旧秩序的同时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灵魂上。

在一个追求利益的社会里，有损于利益或者不利于获得利益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就是傻的。记得之前有个新闻，兄弟俩，哥哥因意外不幸去世，而弟弟却毅然的背负起了哥哥留下的债务，坚持还钱。这个行为在有些人眼中无疑是傻的。但是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感动。这是一次对“义”的坚守，是这种坚守给我们的感动。现在有不少人开始怀念过去的社会，觉得春秋战国思想自由，羡慕“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情怀，更不用提魏晋风骨，唐宋明清了。但是在这种怀念之余，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地做到了坚持，坚持老祖宗留下来的，真正的“义”！

正义的基本理念是：扶助生命是善，伤害生命是恶。任何个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在自己行为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所产生的善应当远远大于恶。正义维护的是整体利益，因而正义的最大障碍是贪图不正当的私利，所以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必须在维护正义的前提下去获取个人的合法利益。在现代社会，欲达到正义之目的，就必须具有平等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人权意识、公民意识，因此，这六个方面可纳入“义”的范畴之中。专制作风、官僚特权思想都是对正义精神的损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假“正义”之名以行其私，在小集体圈子里讲“义气”，以抽象的“义”去压制人们对合法利益的追求，等等。倡导“义”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见义勇为、重视整体利益的民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