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仁智统一
江泽民同志在当年召开的全国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在对我国国情和全球环境的冷静分析下提出的治国方略。德治思想在我国历史悠久，我们应从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 “仁智统一”是以德治国的内在要求。 儒家主张德治，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百姓都要求遵礼行仁，道德教化在德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教化的目标就是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因此仁智统一就成为德治思想的内在根据。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以德治国”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德治思想，但是作为其根据的“仁智统一”学说却是以德治国的一个内在要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德性文化的主要特征，即以德性的手段作为管理国家、调控社会的主要手段。德性手段就社会整体来讲是指道德建设，靠制度伦理来实现道德目标，这就涉及到人们对道德责任及道德义务的认知水平。一个社会或群体的道德文明程度和道德认知水平及知识水平是成正比的。因而强调仁智统一是以德治国的应有之义。 仁智统一说经由孔子到孟子达到完善，是我国德治思想的独特之处，正如牟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宗三">宗三ersonName>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所言：“孔子在《论语》里，暂时撇开从天命天道说性这一老传统，而是别开生面，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孔子未使他的思想成为耶教式的宗教，完全由于他对主体性仁、智、圣的重视。这是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对我国文化传统的积极继承，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文化水平应是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目标，这些都要求我们积极扬弃仁智统一学说。 不仅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要强调仁智统一，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而且社会个体也必须做到仁智统一，这样才能实现个体的道德理想，从而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社会是人的社会，因而作为管理社会的“德治”方式，最终的落脚点就是对个人的道德要求。以“仁智统一”作为理想人格的目标，这样就有利于通过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及自醒来达到德治的目的。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传统德治思想和江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方针的本质区别。 首先，以德治国方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国方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受到挑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开始逐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道德领域中树立起一系列道德观念、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特别是对产权、独立、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等原则建立相应的道德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重视个人价值、讲求效率公平、开拓创新、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等观念已广为接受。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带来一些道德问题，拜金主义盛行，青少年犯罪上升，吸毒贩毒猖獗，社会公德失落，职业道德下滑，官僚腐败横行等都要求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少走西方国家的弯路，把道德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来抓，使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这也体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 其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德治是与法治相结合的。江泽民同志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是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重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德治是一个深深影响文化传承和民族心理的传统，因而，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就成为有别于儒家德治思想的又一个特征。 “仁智统一”对以德治国的积极内涵。 对待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曾讲到：“清理古化文化的发展过程，提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评地兼收并蓄”。对儒家的“仁智统一”来说，也应该如此。 第一，仁智统一学说的真正确立是在孟子找到了其的哲学根据一性善说，仁且智就成为成仁过程的内在根据。在道德教育上，就体现为顺性导引。孟子在与告子的论辩中，对此作了阐释。按照告子的看法，人的本性即非善，亦非不善，因此，仁义等品格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后天的加工造就；孟子则认为，告子的这种看法必须将他形成仁义的过程变成对人的本性的否定。从理论上看，孟子的这种观点包含先验论的偏见，但是孟子也并非完全否定后天的努力，他曾骂那些后天不做努力去实现本性的人为“自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作为他的理想人格的标准。他们的人格理论企图将顺性内引与后天践履统一起来，既强调内引，达到个体的自醒，又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重视培育和提高民众的基本道德素养。仁且智的人格目标通过道德自醒和教化来实现，这对我们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仍有启迪。 第二，孔孟的仁智统一说是一个由圣人理想转变为平民理想、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在道德评价方面，也提供了一个评价标准，“仁且智”才是一个德性之人。孔孟尤其重视“治者”的德行、德性的要求。德治传统的要旨是“治者”作为道德表率和示范从而教育和感化“被治者”，治者不仅要有能力，而且也要以德服人。今天的社会公德和私德的培育，同样需要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表率和示范作用。但是在政治实践中，这种仁且智的要求有时不得不被打破。孔孟在这一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表明了他们的评价尺度。 孔孟都以仁且智作为最高标准，真正的圣人应该是仁智融为一体，但是在现实中，尤其在政治实践中，他们认识到这只是理想状态，因而他们又降低了这一标准。在孔子那里，他对管仲的评价前后矛盾，最后他不仅肯定他，而且称管仲为“仁”，说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以其外在的事功的角度着眼的，孔子的仁并不排拆利（正当的利益）。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也显出此倾向。在孟子那里，也表现出他的“事功”标准。孟子在游说齐宣王时，孟子说，你齐宣王受好声色货利都没关系，只要“与百姓同之”便可称得上“仁政”。孟子固然遗憾王者不好德，但若能把个人之所好推己及人，造福百姓，则仁政可致。由此可见，孟子在树立个体的人格标准时，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建立了对“仁人”的事功的评价标准，这一思想也是他们人格说的重要补弃。在我们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虽然强调大公元私的崇高美德，但是并不排拆功利的追求，寻找一个利益均衡点是义与利问题的关键。在进行道德评价时，不能排拆“功”，在理想的人格形态在理想人格不能或未能全面变成现实时，在理想的人格形态在理想人格不能或未能全面变成现实时，应以功来做为评价标准，是值得我们当前的道德建设借鉴的。 这也涉及到了干部录用、人才选拔的问题。我们进行评价时不仅要注重德行，更要注重能力，仁智统一才是一个理想的选拔标准，德才应该兼备。孔孟的这一补充也有利于我们对腐败问题的认识，虽然党内存在一些道德腐化的分子，但是我党一直在加强反腐斗争，更重要的是在改造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由此也可以给我党一个公正的评价，而不是像一些同志由于腐败等问题而丧失对党的信心。 第三，孔孟的人格说以仁智统一为主要特征，这在我们的道德理想的确立问题上也有意义。“仁”是他们哲学的核心范畴，但是他们同样强调智的作用。对于一般人而言，智很容易陷入穿凿附会，懒于自我反思，善于玩小聪明的人尤其这样，圣人则不同，他像大禹治水那样“行其所无事”，才逼近了真正意义的智。因而他们强调知与仁的互动作用，即知性与德性的培养要互动进行，重视智在成就理想人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我们今天，就是要德育与智育配套进行，使二者相得益彰，而不是脱节。这样，道德理想才能够实现，强调智在理想成就中的作用是儒家仁智说的突出特点。就个人而言，不仅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而且要通过自身对道德的体认，从而一步步培养理想的人格；就社会而言，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同时发展，互相促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不断进步。 仁智统一是以德治国的内在要求，这一学说是人格说的民族魁宝。对传统思想的挖掘无疑可以为今所用，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将具有重大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