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谐思想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的人文之化，中国突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 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三、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阅读了叶金宝的《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后，清楚的了解到通过对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主体精神、思维途径、认识方法、工具意识等层面的考察，回答和谐究竟是什么、和谐如何可能、和谐如何实现等基本理论问题，对和谐理论的建构进行初步探索。 书中对“和谐”的深层辨析，儒家认为，若要创建和谐社会须先创建和谐的人生，而若要创建和谐人生，除了重视内在的品德修养之外，还须正确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如：（一）“义”与“利”的关系。儒家重“义”亦重“利”，主张“义”与“利”的有机统一。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因为“义”是使功利趋向于合理的规定，从“义”出发，也就是从合理的功利出发；一切有关“义”、“利”关系的论辩，最终无不落脚于所谋取的功利是否合理这样一个为人之道的问题上。这种观点和思维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人主张并认同的是“义然后取”，而总是把诸如偷的、抢的、骗的、贪污受贿的东西统称之为“不义之财”。（二）“理”与“欲”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在理论上都存在着“纵欲”和“禁欲”两种偏离中道的极端倾向，而儒家有鉴于此，独立主张把人仍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这是儒学本旨，与后来宋明道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判然有别。这种既肯认自然人欲的正当性、又强调用理智的态度来克制过度纵欲倾向的思想，无疑是很明智、正确的。（三）“德”与“才”的关系。儒家本是“仁”、“智”并重即“德”、“才”并重的。儒家有鉴于此而更强调品德修养，要求“崇德”、“好德”、“修文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回视历史而复慎审现实，这种思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四）“言”与“行”的关系。有鉴于现实生活中言常有余而行常不足，导致“言过其实”的倾向，儒家特别强调“言顾行，行顾言”，以求达到言行一致，而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耻其言而过其行”。儒家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作为君子修德之要务，认为只有对行事不足勉以勤勉，而又对有余之言戒以谨慎，使之言行相符，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言行上，所以力求言行一致，乃是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中，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导致人们过分迷恋于对物的占有和崇拜，这会使人们变得贪心不足，越来越自私。而这种物欲化的倾向又会使不少人的道德异化，人格退化。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过分的、不切实际的物质欲望，什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乃至一切礼义廉耻全都置诸九霄云外。于是，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危机遂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消解理想、蔑视道德、远离崇高、排斥正义、摈弃精神境界、逃避社会责任等庸俗化和粗俗化的倾向竟成为时尚，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身心失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危机中，若能取法儒家以品德修养为主的修身之道，对于达致和谐的人生，并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衡导致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就应着力注重克制市场经济固有的物欲与功利的冲动，彰显人文精神。而儒家关于品德修养的“修身”理论在这方面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深入体会可以发现，它对于协调身心以实现和谐的人生必能发挥巨大作用。 四、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中对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与规范”的深入讲解，可以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1、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简而言之是指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同”两个概念，都是讲同一性的,但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同”是指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而“和”则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和”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儒家文化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儒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体现。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2、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行“仁政”、修“文德”。 “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是儒家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理想期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夷、狄、戎、蛮等诸少数民族进入地缘政治时代。在处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修“文德”的对外政策。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出发。显然，受着如此“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和平思想深远影响的中国决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不会主动发动侵略其它民族、国家的战争，更不用说侵占其它国领土。所以，中国的崛起只会壮大国际社会上的和平力量。 3、国民个人修身的温和信条：“诚”、“敬”、“信 ” 。 儒家传统思想非常重视对国民自身进行修身的伦理道德教育。在此问题上，儒家强调“诚”“敬”“信 ”的和平修身信条，并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对于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诚即真实无妄，敬即主一无适，信即真诚忠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没有诚、敬、信，人就不能称其为人，当然，没有诚信人类也无法和睦相处，更谈不上社会的繁荣昌盛。儒家思想主导思想潮流数千年，它所倡导个人要“诚”“敬”“信”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民众自古形成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和心理基础，也保证了它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近年来，由于中国信誉较好，其投资环境也日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成为吸引外资的大国。中华民族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讲求诚信的，都是负责任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合理地开掘儒学传统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将会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