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一、和谐原理 [复制链接]

我觉得只靠道德约束，模范带动，法律管制是不行的，因为，丛飞救助的学子们，对丛飞得病后的困难无动于衷。现在不孝敬爹娘的越来越多，这些受恩之后，丝毫不受感动的人，可见灵魂已经歪曲到了极点。道德和法律对他们已不起什么作用。正是这些人，作出一些不道德，违法乱纪的事情。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不安定。我们只有教育好这些人，才能实现和谐。我认为，只有让这些人知道和谐社会的原理，也就是人生的基本道理。帮助他们找回做人应有的心灵，明确做人的基本准则。

能够和谐的相处，势必带给我们好的心情，好的心情能产生好的处事心态，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一切。可见有好的心态是多么的重要。而在和谐相处之后，我们就不会再为很多琐碎的矛盾、细枝末节的眼前利益而心烦、发怒，甚至失去理智。也避免让一件小事恶化到无法收场的地步。这样一天和谐的阳光就会天天照耀这我们，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和物。

[引]和谐原理是关于社会认知的一种均衡理论。是运用奥斯古德独创的意义微分法对认知变化进行客观的定量分析，找出认知的变化方向和变化量。

《诗辩》（意旨诗法和谐）
    诗诸体而一旨，辞工宽、意隐秀。是为诗本。
    恪辞严律以为工，反之以为宽；显像达意以为秀，反之以为隐。是为工宽隐秀之辩也。
    工至极则损诗情，宽至极则流俗，当于中约取以成其法。法不一定，因人殊异。工至极而出佳什且无损益于诗情者，余谓之曰诗才，乃第一等诗人。是为工宽之辩也。
    秀隐之辩，辞达而已，或视而得之，或思而得之。隐至极则繁赜艰涩而不知其所指，秀至极则平白如话而无诗趣。余以尚隐而不害诗趣思思而得之以为妙。
    是为诗本，是为诗辩。

任何现象都有对立的方面，有对立的方面必定产生相反的作用，产生相反的作用就造成仇恨，有了仇恨最终要和解。相反相仇则恶，和而解则爱。家和则万事兴。和是一个中国千年以来一直流传的思想；中国提倡中庸之道，中国人民的包容忍让都来自于和的影响。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精神压力加重，人也变的烦躁不安，和的思想也在慢慢的流失，这是值得我们深思以及警惕的。

      “极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第二十七章》，意即，极高明的境界并不非要在多高的地位上获得，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便可达到。体现的是超越境界与现实态度的统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集句自题座右铭也体现了中庸思想的重要性。
       中庸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由孔子首次提出，经由子思、孟子、董仲舒和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继承发展，其内容日臻丰富。“中庸”概念首先出现于《论语》中，由孔子最先提出。中庸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周易》。在《周易》之中，“中”的观念是相当突出的。孔子正是在古代“中”的基础上，将它加以适度发展，形成“中庸”思想。“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中庸的深刻内涵。
       1、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关于人的道德准则的重要哲学范畴。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孔子视中庸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践行中庸，使行为恰到好处，是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
《中庸》一书中记载了孔子对中庸思想的论述，其中有说：“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主张把人们的感情欲望、思想行动控制在道德范围之内，使之恰到好处，带到中和的境界。这样，天地就各得其位，一切都走向正确的轨道，万物也会发育成长和繁荣。当然，“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正如孔子所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第九章）之所以说中庸难，孔子自有他的理由：“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第四章）
       2、孔子的中庸思想意味着持中、不走极端和过犹不及等方面，体现的是一种适度原则。孔子的“中庸”反对“过”与“不及”，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度”。孔子的中庸思想要求把握事物度量的正确性，不走极端，这是一种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最高境界的概括。但应明确的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不同于折中主义，孔子的中庸思想与折中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3、孔子认为达到中庸的办法就是“用中”和“时中”。
       孔子用中、时中的手段之一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就是不用两种极端的办法与手段处理事情。它要求通过把握事物两端而达到用中的目的。但中本无定位，只因两端而存在。故孔子强调执其两端以用其中。孔子用中、时中的最高手段是“权变”。由于客观事物是不停地变化和发展的，倘若不能知情而变，则中亦不中了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指出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不变的要怎样做，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不应该怎么做，而是怎样适合情理，就怎么去做。所谓的适合情理就是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权变是在事物变化中求得中道，是达中的最高手段。
       内涵决定性质，通过对中庸思想的深刻解读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特征和巨大的包容精神，与中庸思想崇尚调和持中有直接关系。中庸思想 “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 ”，这也就再次使我们领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精髓，进而做一个内外兼修的君子。

       五味相和，才能产生可口的美味；六律的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直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贵和，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史伯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不同事物相互配合而达到平衡，才能算和，才能产生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事物。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与“同”的取舍当作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易传》高度赞扬了和谐的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但是这种和谐不是排除矛盾、消除差异的和谐，而是包含对，升降、动静等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的和谐。
       传统的和谐观念，强调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平等相处，互惠互利。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造就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繁荣。此外，对于天人之间，中国文化亦强调天人的和谐。中国文化和的精神，无论是解决当今全球化趋势下的文明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讲求和谐，但不必和别人完全相同；小人讲求同别人完全相同，但不追求和谐。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现在都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也体现的是”和“的思想。所谓的”和“就是要求我们要做到和谐，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肆意妄为。我们五十六个民族正是因为和谐，团结一致，才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繁荣，也是因为”和“，在世界民族之林树立起来自己的威望，我们追求和谐，和平，反对那些破坏和谐的行为，我们团结一致，共创和谐家园。

”和“在现在我们会认为是”和谐“，这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形式，我们党也根据社会的发展，随时做出了策略调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愿景，既是目标又是过程。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们也要做推动社会和谐的一员，共建美好和谐的社会。

安分守己，才无大碍。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内部的“六亲不和”以及外部的因种族矛盾所引发的战争，屡屡使国家陷于毁灭与再生的轮回之中。国家混乱就出现了一些“忠臣”的人，也就是有了“忠臣”的概念，而国家混乱就是由于人的不安分守己导致。所以有云：“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真正的仁义之士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遵循大道的，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却从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家庭不和睦，让社会不安定。他们是社会的有识之士，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因为不该因为社会混乱才有忠臣出现，也不该因为有家庭不和睦才提倡孝子的作为，更不该因为聪明才智的增长而产生虚伪的行为。

“和”有协调、适中、合作等含义，包括和谐共处、维护统一、爱好和平、兼容并包、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良性竞争、仇必和解、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抑强扶贫、和实生物、阴阳和谐、均衡互制、各安其位等。“和”是儒家文化特别捏强调的精神，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坚持在建立和谐关系是必须坚持道义原则。在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出现投机、圆滑、不敢坚持原则的问题。倡导“和”的精神可以培养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团结友谊的民族品格，必须坚持。

宽恕包容，仇必和解。虽然生活中会有和其他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些事情不影响我们用宽容的态度去化解对待他们，然后达到和谐社会的需要。

中，是天下通行的根本法则；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达到“中”与“和”，天与地就会各安其位，万物生长。能大道中庸之道，大概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却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目标。

《论语 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之间有个适当的界限。孔子以直尺为喻，把这个界限称为“中”。直尺的两端，就是极端，就是“过”或“不及”。防止极端，就要平衡两端而取其中：“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孔子很赞赏尧命舜时所说的“允执其中”（《尧曰》）。他强调，人不应固执己见和偏走极端，而是应适中适当适度适可而止而行。偏离“中”，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或错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所以，他坚决杜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等四种自以为是、固执偏见的现象，也认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他赞赏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雍也》）实际上，孔子本人也正是给人留下一个执中适中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庸也者，用也。”（《庄子•齐物论》）“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荀子•不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易传•乾文言》）“庸”就是用，就是人们生活中所常行常用。孔子的“中庸”，就是人伦日用之中要用中行中，不可走极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就是要求学思结合而取其中，不可偏废。孔子教育点拨学生，也采用执中适中的方法：“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在待人接物上，孔子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在审美判断上，孔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即使对待“不仁”的人，孔子也认为不能嫉恨其人过度：“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
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要自觉修养，从而达到像美好的天一样的理想境界。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一种德行至高的境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门高足子贡也很难达至“中庸”之境界：“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公冶长》）
孔子把“和”看作一种最高的价值，为了保持人们的和平相处，践行“仁”德，行“忠恕”之道，就要“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凡事都应该采取持中的办法，而不能走极端，这是实现和的根本方法。但“中庸”求“和”，并不是凡事求得一团和气，凡人皆做“和事佬”。因为执“中”需要“叩其两端”才能得到，所以也需要“权”：“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权”有权衡的意思，也有权变、变通的意思。固守执中而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或遇事即畏缩退让，也是一种极端。实际上，孔子最痛恨的恰恰就是“和事佬”，把那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称谓“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阳货》）所以在执中的同时，该坚持原则的就不能妥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而该加以变通的就不能固守：“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颜渊》）因此，孟子也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下》）
“中庸”表现在人事上面，就是以整全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对不同情况采取适中匀和的态度，兼容并蓄，冲突而融合，不走极端，不以强凌弱，争取各方面各人的利益最大化。它可以避免专断横暴，避免价值崩溃和社会分裂，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保证人们之间的宽容和自由。这是立己和社会生存处人于一体的大智慧。“不为诡激之行，中也；不为功利立教，中也；不为兼并侵夺立训，中也。包罗万有，弃短取长，调和摄用，冶于洪炉，中也。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来而不穷其极，化而不成其拘，吾民族之所以蔚然自存于人间世者，与中庸中和，固不得而绝缘焉。”
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对仁、礼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渗透到他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各个层面。可以说，孔子以中庸思想为内核，构建起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儒家学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