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十一、以义制利 [复制链接]

“以义制利”强调在追求利益时以道义作为根本约束。它并非否定利益本身，而是要求利益的获取必须合乎正当原则与公共良知。在现实社会中，功利取向往往容易侵蚀价值底线，“以义制利”正是在提醒人们，当短期得失与长远正义发生冲突时，应优先坚守道义。这种取向有助于防止个人行为滑向极端利己，也能维护社会的基本信任。对个人而言，以义制利是一种自我节制的智慧，使人在竞争环境中仍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内心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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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义制利”是中华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它揭示了一种超越功利计算的文明智慧。在先秦儒家的视野中，义与利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构成了人性与社会的双重维度。孔子虽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却未否定“富而可求”的正当性；孟子面对梁惠王直言“何必曰利”，实则是警惕私利膨胀对政治秩序的侵蚀。真正的儒家智慧，始终致力于在义利之间构建动态平衡——非以义灭利，而以义导利。
“以义制利”的精髓，在于“制”字所含的调节与范导功能。《荀子·礼论》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人类逐利本性若无规范，必将陷入无序争夺。而“义”正是社会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度量分界”，它以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的双重形式，为利的获取划定伦理边界与价值方向。当子贡赎人不受金、范仲淹置义田赡养宗族，我们看到“义”如何将个人财富转化为社会福祉；当徽商以“贾而好儒”自律、晋商奉“以义制利”为训，商业利润在伦理约束下获得了持久生命力。这种以道德理性驾驭物质欲望的智慧，正是中华商业文明绵延千年的精神密码。
当代社会面临着义利失衡的深刻危机。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往往将利益最大化奉为圭臬，导致环境破坏、信任缺失等现代性困境。重提“以义制利”，不是要回归农耕时代的道德乌托邦，而是要为市场经济注入伦理温度。它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时坚守社会正义，要求个体在物质丰裕中提升精神境界，更要求全球治理在发展中维护公平秩序。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智慧，到“共同富裕”的战略导向，当代中国实践正以创造性方式诠释着这一古老命题的现代价值。
以义制利，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圆融的生命状态与社会形态。它不否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正当追求，却时刻提醒：唯有当物质繁荣奠基于伦理基石之上，发展才能真正通向人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这面穿越千年的伦理明镜，依然映照着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

以义制利是对义利关系的深度把控，它将义作为调节利益分配与获取的根本原则。利的流动与分配若脱离义的约束，极易引发矛盾与冲突，而以义制利则能让利益的获取与分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这种准则不仅适用于个人层面的利益取舍，也适用于社会层面的资源调配，它要求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兼顾他人与集体的权益，避免因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以义制利让义利关系走向和谐统一，既保障了合理利益的实现，也维护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研读这两则关于 “以义制利” 的论述，我清晰读懂了义利之间的价值排序 —— 义是立身的根本准则，利是衍生的外在收获，唯有以义为先、以义制利，才能行稳致远，反之则会招致祸患。
荀子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的论断，直白划定了义利抉择的荣辱边界；朱熹则进一步从天理人欲的角度剖析，指出仁义是人心固有的公义，利欲是容易滋生的私心，遵循道义行事，即便不求利也会收获益处，而放纵私欲逐利，往往会利未得而害先至。
这让我联想到生活中，有人为了眼前利益投机取巧，看似占了便宜，却失去了他人的信任；而那些坚守道义、踏实做事的人，终究能收获长远的认可。今后我会以 “先义后利” 为准则，在面对选择时，先考量是否合乎道义，再权衡利益得失，不让私欲遮蔽本心。

学习“以义制利”，深感“先义后利”不仅是道德排序，更是智慧抉择。朱熹所言“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揭示了道义本身就是最根本、最长远的“利”。反观当下，从商业欺诈到人际失信，诸多乱象皆源于义利倒置。我当以此为镜：工作中守诚信、重责任，不以短期业绩损害原则；生活中消费量入为出，不慕虚荣；与人交往重情义轻算计。让“义”成为内心牢不可破的准则，在浮躁中安顿身心，赢得真正的长远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