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太宗以 “克俭节用” 自敕，官不妄取，民得苏息，遂成 “夜不闭户” 之隆平；及玄宗开元之末，奢欲渐滋，“春宵苦短日高起”，府库日虚，藩镇日骄，卒召安史之祸。同一庙社，由俭入奢，不数十年而治乱天渊。国然如此，家亦如此，人亦如此。和珅之富，可敌国矣，而多藏厚亡，籍没之日，家财折银八万万，视国帑十余年之入，而身卒赐死；纪昀之贫，俸入半市书籍，半济寒士，殁后仅遗薄田数顷，而《四库》总纂之业，千秋不朽。前乎此者，贪如火，燎原而自焚；后乎此者，俭以养德，泽及后世。
若就精神而言之，其判尤明。晋石崇与王恺斗富，以蜡代薪，锦步障五十里，极耳目之欲，未几而腰斩东市，富与身俱尽；同时陶潜，箪食瓢饮，而 “不为五斗米折腰”，高节照耀千古。石氏之富，一朝灰飞；陶公之贫，百世景仰。是知贪欲之祸，不徒戕其生，且并其精神而噬之；寡欲之益，不徒全其身，且玉成其人格焉。
至于今日，物欲之炽，视古尤烈，而昭鉴未远。或囤金巨万，密室藏镪，终日惴惴，寝不安席；或节流以济公，以其利归医疗公益、智居之造，务俾生民受惠。一则以贪，困于金笼；一则以节，胸怀天下。贪者纵有广厦千间，犹觉地窄；节者虽处斗室，而心宽天壤。韩非子曰：“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 观于今日巨万之数，其言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