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义理：国学的核心学科 [复制链接]

传统礼仪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加强传统礼仪教育不但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提高其自我修养与交际能力，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生活、工作氛围，更好的构建和谐社会

说的很有道理，大家都知道，国学是我国国粹之一，必须完好的保存下去

在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的时代,钱穆号召国人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他自己则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充满了自信,并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正如钱穆自己所说,“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己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2]

中华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他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永恒的魅力,对于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际交往的日趋频繁和密切，作为交往润滑剂的礼仪也越加显得重要。讲究礼仪，遵从礼仪规范，可以有效地展现一个人的教养、风度与魅力，更好地体现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和尊重程度，从而使个人的学识，修养和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适度、恰当的礼仪，不仅能给公众以可亲可敬、可合作、可交往的信任和欲望，而且会使与公众的合作过程充满和谐与成功。礼仪是良好品德修养的表现形式，也是良好道德品质养成重要途径之一，良好的道德品质需用彬彬有礼的方式去体现。

中国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发明“人文”一词，用以指称人类社会赖以健康发展的文化精神特征，以标示“天文”、“地文”、“物文”等与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之本质区别。天文、地文、乃至虎豹之文，在古人看来皆属自然界表现出来的文采，而“人文”乃专属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理念及其所具有的价值内涵。这些具有指导意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内涵，不同于自然物，也不同于草木鸟兽。用荀子的话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亦且有义”四字，可以概括出国学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它不仅与天文、物文等自然之文不同，也与人类特有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神文”、“鬼文”、“权文”、“钱文”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之文不同。可以说，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体认和具有此岸性、普世性的实践理性和道德关怀。在《论语》中，有一段子路问孔子，如何才算全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文之以礼乐”，即是强调礼乐道德是人文的主要内容

中国界画文化：界画起源在东晋。从顾恺之《论画》中有界画的记载：“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之说。从中国界画史，自东晋至今已近达1700年。然而，从东晋界画起源至今，自历代在界画之外分别有“山水、人物、花鸟” 的绘画领域，据略计人达数千万之多，但是其中擅长界画或会界画的人数，在曾有历史记载以及现代，据了解的两项合计不足三十。而且，其中居多为以自学或业余的名家。由此可见，界画人数占绘画艺术领域稀至极微。界画艺术时到隋朝，中国的界画已经成熟。从此，中国的界画成为了有独特性和写实性的创造艺术，而在绘画时需配用“界尺”引线，所以，其创作方法称之为：界画。

看完之后真的是受益匪浅啊，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中华义理。

我国历史上流传的讲究礼仪的佳话，更是举不胜举，比如廉蔺之交、孔融让梨、张良纳履、范式重信、杨立中程门立雪、顾炎武谦逊敬贤等。正因为我国历来重视礼仪教育，所以使得我国优良的礼仪传统，能世代相继并成为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当然，古代礼仪中所夹杂的等级尊卑观念是必须摒除的，但是古代礼仪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仍然对我们有借鉴作用。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随之摆在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明史，虽历尽沧桑，仍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薪火相传居功厥伟。文化不绝，民族就不灭。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弘扬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神州大也，处处弦歌之声，诵读经典，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时代正在悄然来临！所谓文化自觉，是指认识并继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代加以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展开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和谐共处。文化自觉带来的将是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将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公都子说：“滕更在您门下的时候，好象是属于以礼对待的那种人，可是您却不搭理他，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凭仗着自己是贵族而问，凭仗着贤能而问，凭仗着是长辈而问，凭仗着有功勋功劳而问，凭仗着有老交情而问，这些我一律都不回答。滕更在其中占了两个方面。”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在乎典章制度者是也。”[1]总而言之，义理就是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心学等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思想与精神。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晚年为教训子孙，写了枟颜氏家训枠２０篇，为后人确立了“治家规范” ，成为古今家训之祖，在我国家庭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托名管仲所作的枟弟子职枠，是我国第一部学生守则，被列为当时学生尊师礼节和学习、生活方面的行为规范。宋代教育家朱熹从教４０ 余年，他编写了枟小学枠、枟蒙童须知枠等教材，对儿童进行礼仪教育。

当代中国的高等“国学”教育，可以从三个功能层面和路向来加以理解：面向学院学术的专业教育、面向公民培育的通识教育、面向文化建设和文明对话的传统之诠释和转化。“为学”的教育和“为人”的教育，都可以指向参与文明对话和参与社会转型新文化建设之目标，这是我们思考当代高等“国学”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古典学”应为当代“国学”教育和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

中华国学最突出的核心价值或理论价值是它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其具体表现为始终彻底地从一种伦理化的人文世界观立场看待世界和人生，追求“人”“仁”同格的道德理想，并把这种理想推广到人伦之中，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普世关怀和人文实践精神。

  国学的核心学科有三门：即中华义理、中华文学、中华历史。其中，中华义理长期以来被忽视了。“义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礼器》：“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这里的“义理”，是指“礼”所包含的精神。孟子《孟子‧告子上》曰：“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