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十、忠孝一体 [复制链接]

        在中国有句俗话：“自古忠孝难能两全。”但实际上，新时代要有新观念，忠孝两全才是孝的最高境界，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的真谛就是良善之德，感恩大爱之心，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尽孝，此乃忠孝一体。
        自古就有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些事例就很好地诠释了忠孝两全。从新中国的成立历程来看，无数忠魂英烈倒在了抵抗外敌侵略，保卫民族尊严的斗争之中，红军长征，数年抗日，抗美援朝……，这些保卫祖国的英烈，谁又能说他们不孝呢？他们在护国的同时也在护家，他们护的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自由，也护的是家中的双亲，小家的和谐。
        新中国建设初期，那些为了祖国尖端科技建设的科研人员隐姓埋名，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无法为父母表达感恩之情。正因为有他们的奉献，中国的科技才有突破性的飞跃。如今，嫦娥五号航天器满载月壤回家，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成功下潜万米，中国自主研发航母山东号荣登世界五大强力航母……，这些科技成就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科研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为了事业，为了祖国，他们又有多少时间回家看看呢？可是他们的心总是系在父母殷切的希望上，又何言尽忠不能尽孝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忠孝不能两全早已不是一对矛盾了，双方必然可以结为一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国才有家，有大孝方存小孝。为父母尽孝，为国家尽忠，我们作为中华儿女，也作为父母的孩子，要立正身，走正道，创正业，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样才可做到忠孝一体，这样才是一个大写的“人”。

        在《论语·学而》中有着这样一句广为熟知的话，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致意思就是孔子说：“年纪幼小的人，在家孝敬父母，外出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到了这些之后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孔子认为，一个幼小的人应该将伦理道德方面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强调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然后才是“则以学文”，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知识和道德不应该有着明确的先后顺序，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认为美德就是一种分有“善”的知识，他就将美德和知识联系起来了，没有像这句话中，只有你“行有余力”方能“则以学文”。在当代，其实我们就是在一边学习知识的情况下，一边学习和践行孝悌的伦理道德。

自古就有“忠孝难两全”一说，有的人可能在忠与孝之间艰难抉择，然而不管选择 哪一方都会让自己陷入悔恨。这不禁让我想起来我之前看的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位母亲告诉她即将远征的儿子;"倭寇入侵，国难之际，为国尽忠即为母尽孝"。“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在那个危难的时刻，中国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走上了战场。那些将士，不知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儿，他们从长城外打到了长城内，御敌于华北，扬国威于海外。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此长眠于野人山，再没有回来。他们在牺牲时都会向北方遥拜，在那里，有自己的祖国，还有未能尽孝的父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之将亡，家又何安。家国本一体，尽忠便为尽孝。有一句话说的好，“哪有什么岁月安好，不过有人代你负重前行。”若是没有曾经的流血与牺牲，我们今天又何来合家欢乐。我们生在和平的年代，不必面对生与死，忠与孝的选择。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生命，那是我们尽孝的前提。

孔子《孝经》 “开宗明义第一”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孝的认识：起初是事奉双亲，后来引申到忠君爱国，最后归结于立身修德。以孝道治理天下，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合为一体，适应了古代农业经济和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有利于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道中子女必须善事父母、赡养双亲这一规定，是符合反哺养老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人们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孝道的发展增进了人际关系的融洽，加固了社会与家庭的稳定，同时也增强了国家政体的稳固。

古代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但其实忠、孝是一体的。忠孝是最基本的，忠是立国之本，孝是立家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孔子说：“年纪幼小的人，在家孝敬父母，外出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到了这些之后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孝”是小辈或者君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孝道作为人伦之一，在任何时代都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他的言行对社会就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和孝子的看法有怀疑或者不好的评论。除了间接的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华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在孔子看来，提倡孝道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在礼崩乐坏、诸侯混乱的春秋时代，孔子的以人为本的孝道思想不单对协调当时的人际关系，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有着积极意义，在现在社会也仍然放射着博大精深的思想火花，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往今来大家对“忠和孝”都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忠和孝”是一体而存在的。“忠”指对国家尽忠，“孝”指对父母尽孝，两样都做得很好，即为“忠孝两全”。岳飞、花木兰、文天祥这些忠孝两全的人物故事都是广为流传的忠孝代表人物。忠孝两全。忠孝两全是在行为上表现出先忠后孝或先孝后忠，两者在行为时间上具有秩序性，但是在实践上两者是一致的。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致力于培植根本，根本培植起来了，为人之道才会产生。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道的根本吧！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年纪幼小的人，在家孝敬父母，外出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到了这些之后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对父母和兄弟尽孝，对朋友和别人的亲人友爱，也就是做到了“忠孝”。

孝的基本内涵是“善事父母”，属于家庭伦理的范畴。唐代在强调孝的同时，于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同样比较重视，宋代则格外强调子女之孝及“顺”而不重父母之慈、爱，父慈子孝的双向内容日益趋于“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的单向要求。宋人应俊在《琴堂谕俗编》卷上《孝父母》的《续编》中说，“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也，唯父母不慈爱而子孝，乃可称耳”；“盖天下无不是底父母，父有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
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规范和为人、处事原则，忠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伦理层面上对国家、君主的态度和行为，是一种下对上、民对国、私对公、尤其是臣对君的行事准则。经过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的教训，加之外部少数民族政权压力空前增大，宋人对此前的君臣关系以及人伦道德加以深刻反思，忠的观念同样产生了巨大变化，其含义日益固定为“以死奉国”、“死事一君”，强调“节”，强调“操守”。

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家国同构”，家与国在结构秩序或组织原则方面具有完全的相似性或同一性。古代专制君主对臣民的统治，表现为一姓家族“家天下”的父权家长制统治，皇帝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总家长，由此衍生出“君父”与“子民”这样一种虚拟的家国血缘关系。与家国父权统治秩序一脉相通的，是“忠孝一体”的伦理意识，以孝事亲与以忠事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寓政于德，国家的治理完全系于为政者的道德修身，而修身治人之本，则全在于忠孝道德的完善，即“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在古代官场社会，儒家学者对仕宦官员“忠孝一体”的道德伦理，提出了明确的践行原则：“移忠为孝，臣子之通义，教孝求忠，君子之至仁。忠孝一原，并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事君“尽忠”与事亲“尽孝”，成为古代仕宦官员立德修身、为政为人的最基本道德价值判断。

今天没了皇帝、没了主子，这个忠就没有了具体的指代，所以这个忠就成了一种泛指：忠于职守。

那么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代该如何呢？

忠孝在儒学和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的排位是从属性的，要遵从义的指导，所以两者冲突时，要先看下义之所在，比如，当年汶川大地震时的那个跑跑、比如现在边界对峙着的士兵，这时是大义所在谈孝谈人的本能就是错误的、可以理解，但就是要被鄙视！

也就是说首先要看你的职责是什么，是民众所托付的公共责任，如警察、消防、战士、公务员等；承担对社会的教育与垂范者，如教师、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公务员中的领导等。对于他们的要求自然不同，当然要更强调职责，当然战士他们比较好分辨，而后一类则比较难分辨，所以谈忠于职守更要针对后一类人，对他们更不能放弃监督，尤其是粉丝对于自己的爱豆。

对于一般人，日常工作的忠是对所在的小集体的，这时的忠更不是绝对的，这是小义，这个忠就要符合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自觉，所以现在的企业文化第一步就是要搞价值观的认同，你如果不能认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是多元价值观的时代，但这就意味着你无法融入你所在的团体，早晚要分道扬镳，还是尽早有所打算为好。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小集体是一定要强调忠的，但个人则首先要进行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彼此顺眼投缘，那你就会逐步化入这个小集体，这种情况下仍然可能会是尽忠在前。反之，自然是孝在先。

其实，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忠孝不能两全，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价值排位的问题，首先要看这个职责的公共性；其次要看自己的价值认同，基于这个来进行价值排位而已

孝的价值主要用于维护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忠的价值主要用于维护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由于孝和忠的价值对维护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们一直被儒家等主流意识形态和历代统治阶级奉为至高无上的伦理规范。集中论述孝和忠两个传统核心价值的经典文献被奉为“经”，成为历代士子的必读典籍，这就是分别编纂于秦汉之际的《孝经》和东汉时期仿《孝经》而作的《忠经》。
进而言之，“孝”主要用以规范基于血缘宗法之上的社会秩序，它更多属于“家”和“私”的 领域；而“忠”则主要用来规范基于等级权力之上的政治秩序，它更多属于“国”和“公”的领域。正像公与私的关系一样，一方面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未必相互矛盾，两者可以相互契合；另一方面公与私、国与家毕竟处于两个领域，性质上必定有其矛盾和冲突之处。与此相一致，忠与孝也有其内在的矛盾，难免会相互冲突，即古人所谓的“忠孝难两全”。实际上忠孝是一体的，不过是针对不同维度而言的。忠的话，更强调为人臣子的身份，对象是君主；孝德话，更强调为人子的身份，对象是父母。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正是在家能够孝顺父母，在朝堂上做官才能像侍奉父亲那样侍奉君主。
今天来说的话，忠孝一体的内涵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在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爱父母和爱国家是统一的，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

忠这个字，现在的意思越来越回归它的本意，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恰恰是我们现在最为缺乏的。
不过，正有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忠于这个环境的中心，到忠于自己心中的愿望。

对国尽忠，必以尽孝为前提。“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先修身于孝敬之德，而后方可尽忠于国。不能孝敬父母，何谈报效于国？父母之恩不报，何能有国恩之报？尽忠于国，必本于尽孝之为。仁者无不爱，急亲亲之为务。舜居大位，以不慕父母为忧，故为大孝。孝敬父母，既是人品的必然体现，又是治国的必备素质要求。非孝顺父母则不足以齐家，非齐家不足以治国。在《孝经》中，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开宗明义》）爱亲者，则不敢恶于人；敬亲者，则不敢慢于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则不敢毁伤，而恶慢于人不免伤身。若能“爱敬尽于事亲”，则必能“德教加于百姓”，而仁爱教化推及于天下。孝的“终于立身”，实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孝之终”。“立身行道”，则道不离，弘毅仁道；扬名后世，则建功立业，就为治国之政绩。“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围炉夜话》）有仁孝心，便有不忍人之心，就会行不忍人之政，兼善天下。尽忠于效国，必然以尽孝于父母为根本前提。同样，孝敬父母就必须光宗耀祖，致力于尽忠于国。最大的孝敬，是继承父母之志而使之无愧对己生养的付出，以报效祖国之功名回馈父母所赋予的生命价值。

中国自古就有“忠孝难两全”之说，但在我看来，忠孝是可以两全的，因为二者本身就是统一的。孝的对象一般指自己的长辈，忠的含义则较大，《说文解字》讲：“尽心曰忠”，我们可以是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忠于一段感情，更可以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两者虽有区别，但在大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为方便，我认为可以将其理解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类似区分。马克思曾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告诉我们，人终究还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是主导，个人离开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甚至无法生存。所以，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虽然共同组成一个人完整的人生价值，但相对于自我价值而言，社会价值才是人生价值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人生价值的核心。相同的，我们讲爱家和爱国也是一样，虽说没有家就构不成国，但没有国又哪来的家？我们应该做的不应该是选择谁又放弃谁，因为二者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
同样，一段健康的关系中，忠与孝是共通的，所以说，忠孝一体。

忠孝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或家庭伦理问题，而且和国家政治密切相关。从理论上来说，忠与孝是和谐的，从某些角度讲孝甚至是忠的基础。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下，忠孝一体，国由家组成，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以父为权威，国以君为权威，在家孝顺父母尊长，就为奉国尽忠、效命君主打下了思想和行为基础，是为“移孝于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