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忠的论述中，孔子对事君论述的非常少，仅有一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在这一章中，孔子提出了君臣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是孔子对春秋中期以来忠君思想的继承，但它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所发展，这个发展就是“君使臣以礼”，将臣子单方面的忠君义务修正为君臣双方互有条件的义务。“臣事君以忠”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君使臣以礼”，国君只有依礼来使用臣子，臣子才能忠心地服事君主。如果国君不依礼使用臣子，那么臣子也没有必要去忠心服事君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用道义奉事君主,如果行不通，干脆辞职不干。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鲁国国君没有依礼向大夫们分送祭祀的膰肉时，孔子毫不恋栈，毅然挂冠而去。在《论语》中，孔子还多次提到事君的原则，要“事君尽礼”（《八佾》），“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以礼事君，君主做坏事，绝不能顺从；对国君的不良行为，要“勿欺也，而犯之”，不能阳奉阴违地欺骗他，而要当面劝谏他、触犯他。
经过孔子的发展，忠由利民、利国、利公、利君的单纯政治伦理扩展到利他的社会伦理，由处理人与集体的关系准则扩展到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
要想真正发挥忠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就必须解决忠君的问题。
东汉时，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关系被僵化成“君为臣纲”，忠君思想从此强化了封建专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将孔子当作“君为臣纲”的始作俑者、封建专制主义的祖师爷而大加挞伐，其实，这是不公正的。
孔子论忠主要是指朋友关系，虽然孔子也谈了忠君问题，但忠君也是有前提的。结合《论语》中孔子关于事君的论述、评价来看，孔子的忠君思想是很淡薄的。首先，孔子没有后世所提倡的“忠君不事二主”的概念。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公子纠被齐桓公所杀，管仲不仅没有以身尽忠，反而为齐桓公效力，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像管仲这样一位“贰臣”，不仅没有受到孔子的指责，反而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被推举许为具有“仁”德——孔子心目中最高的品德。其次，孔子没有后世儒家所强调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商汤、周武王分别推翻了残暴的夏桀、商纣，孔子不但没有非议这种“弑君”行为，反而称赞他们为君子，在《论语》中称赞商汤举伊尹的行为，称赞武王有至德。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不但没有后世的忠君思想，反而赞成推翻残暴的君主。后人将“君为臣纲”的始作俑者强指为孔子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忠君只是忠的特殊政治涵义，是利国、利公、利他意义的转化，将利国、利公、利他的对象限定为国君一个人，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界定为与国君一人的关系。在历史上忠君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