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已隐含“文”作为天道人伦载体的思想，孔子删订六经，提出“文质彬彬”（《论语·雍也》）认为“质”是人朴素的本质，而“文”是承载仁道的精神载体，文质并进要求人既重文化修养又不迷失本性。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首次提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将“文”定义为“道”的载体。在以文载道的哲思脉络中，文字的指引使我们的生命进入古圣先贤所开辟精神的宇宙、文化的天地、心灵的世界，触及到极高的思想层次，找寻先哲的超越本体，走出生命的迷失困顿，解开情感的遮蔽，透显本心的澄明。
尽管张载言：“充塞宇宙无非文也，弥纶天地无非道也”，但这也需自家心理去体贴出来，然而清代桐城派“义法说”将“道”窄化为程朱理学条目，给文学作品戴上理学镣铐。这种诠释暴力把文学中鲜活生命的体验压缩成道德符码，文学的多元开放性服从于单向社会政治功利要求，反而陷入“以理杀人”的伦理困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贤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