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一种概括。最初的说法是“文以明道”。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荀子》中已初见端倪，在其《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荀子把“道”看做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儒家的“圣人”看做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人，他在《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限于散文，更适用于所有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当中如果没有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而只是一些空虚的套话，更有甚者是一些迎合市场的无病呻吟之作，那这样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道”是“文”的核心，“文”是“道”的载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这种说法从现代的文学理论来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忽视了文学的独立性，把文学看成“道”的附庸，太过绝对，我们仍需辩证地看待这一观点。
古人的“文以载道”，终难以逃脱在统治者立言，为帝王做稳江山献策，效“犬马之劳”的范畴。与现在所倡议以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以载道”——知识分子使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现在我们阐释“文以载道”的意义在于，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被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人，能做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位。具有独立思考，自由人格，敢针砭时弊，能为民请命。以“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士子风骨作文以载道，而无愧于“知识分子”之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