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不仅是对宋明理学中知行关系难题的回应，更是儒家心学体系的一次重要建构与升华。通过对朱熹“外求天理”与陆九渊“内悟本心”两种路径的批判与融合，阳明将“知”与“行”统一于“心即理”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强调“良知”作为天理的内在自觉，必然发用为道德实践，从而实现心体与行为、本体与工夫的贯通。在阳明的体系中，“知”不再是静态的认知，而是具有实践指向的“良知”；“行”也不再是外在于心的机械动作，而是心体自明自发的流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二者本为一体，不可割裂。这一思想不仅解决了朱子学中“知而不行”的诚意难题，也弥补了陆学中“自欺”的主观主义缺陷，使道德修养回归心体自觉与实践验证的统一。“知行合一”不仅标志着儒家工夫论从知识论转向心体论，也推动了中国哲学对道德主体性的深度觉醒。在信息纷杂、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阳明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知”必须落实为“行”，道德认知若不能转化为生命实践，便只是虚妄之知。唯有在知行合一中，人才能实现内在与外在、理想与现实、价值与生命的真正统一，从而确立现代人的道德主体性与精神自觉。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更是照亮当代人精神世界的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在行动中成就真知，在生命中践行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