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本质是出于人的“仁爱”的自然本性，它是不带有“功利性”的。在此，我们需要把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学”展开来讨论。先秦儒家认为，“亲亲”必须扩大到“仁民”，才是完整的“仁学”，《郭店楚简》中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孝”必须扩大到“爱天下之民”才叫作“仁”，所以又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以爱人，仁也”。“仁”不能只停留在“爱父”，必须扩大到“爱天下之民”上，所以“孝”必须扩大，必须“推己及人”，这就是说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亲亲)，从其以“爱”为基础这点说，必须扩大为一种社会伦理(仁民)。从而“仁民”，意即为“博爱”，《孝经·三才章》中说:“(君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如果能使“博爱”(即推己及人、及物之爱)成为社会伦理准则，那么就不会出现违背家庭伦理的“孝”。这就说明“孝”在“仁学”体系里是十分重要的观念。因此，从“亲亲”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到于“爱物”，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古代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从一个方面说它体现了孔子“爱人”(博爱)的精义。所以朱熹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也。”(《朱子语类》卷67)可见，“仁”对儒家的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的传统节日多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初衷，在发展中注入强烈的伦理内涵，但都是综合性的，缺少单项突出的人伦主题节日，如母亲节、情人节等；而现代社会又很有表达这种人伦感情的需要，于是西方的此类节日就趁虚而入。但异质文化的母亲节难于承担传承以上两方面中华传统之任。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都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自己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