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
摘要：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儒家文化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适应型理性”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准此，儒家的现代化——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接续主义”、“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这些现代化方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一种都与其它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之间或有源流关系，或有同构关系，或有呼应关系，或有转化关系，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有的只是视野有别而已，而含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杜亚泉的“接续主义”与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前者是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立论，后者则是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视角出发，而其旨趣都是构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又如冯友兰的“合题”与贺麟的“化西”，前者是从文化演进的阶段立论，后者则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来思考的，其实与林毓生提倡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意思。即使是同一学者，其对儒家重建方式所持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如胡适，一开始极力提倡“全盘西化”和学习日本（强调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后来修正为“充分世界化”或“现代化”，甚至主张“重整国故，再造文明”，也不再对日本“西化”和“现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对中日“西化”和“现代化”的优缺点开始进行冷静的比较性反思和分析。区分中日西化和现代化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认为中国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长久暴露的”、“渐进的”、“自然而然的”、“政治优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现代化是“军国主义的”、“选择性的”、“中央统制型的”、“保护性的”、“经济优先的”。日式现代化的优点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缺点是“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和“对传统的严加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