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礼记》中的一篇古文——《大学》，把先秦大学阶段的学习划为八个阶梯，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该文认为格物和致知只是先秦大学最初始、最低级的两个阶梯，是每一个先秦大学生所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
然而，从东汉的郑玄开始，历代知名或不知名的学者都拿“格物致知”大作文章，这些以“格物致知”为题所作的“文章”，尽管内容各异，但在青竹看来，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瞎掰！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历代鸿儒们是如何瞎掰的。
【东汉】
东汉的郑玄文字功夫最深，按理他应该能给出“格物致知”的正确解释，但他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他的解释虽然有根据，但却显得非常牵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他的解释不仅完全把“格物”和“致知”的先后次序给颠倒了，而且给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什么样的人品，招致什么样的事物。也是说，好人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坏人遇到的都是坏事。也许他自己都觉得这样的解释与原意不太相符，所以，就怀疑原文抄写有误：“此致或为至”。
【唐代】
孔颖达是郑玄的忠实粉丝，所以，完全接受了郑玄的解释，并花费了一番口舌为郑玄疏通：“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已有所知则能在于来物；若知善深则来善物，知恶深则来恶物。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亦来应之。言善恶之来，缘人所好也。物格而後知至者，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善事来则知其至于善，若恶事来则知其至于恶。既能知至，则行善不行恶也。”
然而，郑玄和孔颖达却忘记了，格物是大学的起手工夫，根本就不是什么习性、品德与物事的对应关系。因此，这两位鸿儒的一唱一和，其实是在瞎掰。
【宋朝】
宋儒们自知小学文字功夫比不过汉儒，但又不想被汉儒压在头上，为了出人头地，他们首先狠狠批判了汉儒，说汉儒的考据之风如何如何把人们引入文字障，如何如何扼杀了儒家鲜活的思想，然后就天马行空地、无边无际地发挥、发明起儒家经典的“义理”来。
于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宋代大儒们都极尽想象的能事，各各“穷究”起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来。
【宋朝之北宋】
◆司马光第一个发出了惊人之语：“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贵汩其智，贫贱翳其心故也。”“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 ”
司马光的“得意”之处在于，他发现格字还有阻隔、阻挡之义。宋朝因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但随之而来的物欲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为了配合政府的整风运动，作为政府喉舌的大儒，司马光的这番“高论”深合政府之意，因而此言一出，即时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司马光也在享受政府的特殊待遇及砸了郑玄、孔颖达的“缸”的得意中，心满意足地度过了一生。
◆司马光胡说八道之举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嘉奖，大大刺激了程颢、程颐两兄弟，于是天资聪颖的程氏两兄弟，各自扬长（胡思乱想）避短（文字考据）发微起来，终于某年某月，各自放出了自己的卫星。
<程颢>
“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程颢的“宏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只要把天下万物的道理都掌握了，那么你遇到各种事物的时候就可以理智地对待和处理，而不会受心外之物的牵引和左右。
程颢的这一“高见”果然胜了司马光一踌，司马光的“格物致知”只知被动地防御，程颢的“格物致知”则是咬定青山（物理）不放松，任它东西南北风（物欲）。
程颢对“格物致知”歪解，不但“战胜”了既往的大儒，而且为他们兄弟二人衣钵的继续者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程颐>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格，至也，谓穷至物理也。”“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由曰穷齐理而已也。”“物，犹事也。凡事上穷其理，则无不通。”
作为弟弟，程颐在年龄上固然比他哥哥小小，但所谓“当仁不让”，在“阐发”先贤大作的“大义宏旨”上面，程颐的废话一点都不比他哥哥少。而且，在“道理”上也胜了他哥哥一筹。他哥哥只是号召大家修心养性明理，以便防疫物欲，程颐则是号召大家把物欲放在一边不予理会，只是一门心思穷究天理即可。
【宋朝之南宋】
<朱熹>
作为二程铁杆粉丝的朱熹，早年曾经出入佛、道，但都无所建树，于是在31岁这而立之年，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
虽然生于南宋，比二程晚了近百年，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潜意识，让朱熹瞎掰之心骤然膨胀得无以复加。先秦儒家实施大学教育的初级目标，竟被他提升到自己都没法做到的地步——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 此谓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 ”
不但如此，朱熹为了迎合皇家的需要，竟然发出了让此后亿万万人深受其害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伟大号召。朱熹这一过份的做为终于引起公愤，深为当时的其他大儒所痛恨，因为朱熹已经借“格物致知”把“儒学”推向了极致，其他人已经无法再超越他了，因而其他大儒纷纷群起而攻之，斥朱熹之学为伪学，并到处搜罗证据朱熹的污点，企图打倒这个同时代的大文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