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重孝道之弊，孔子本人乃至整部民族文化都有责任。“君子务本，本立道生。”自是真理，普遍正确。水有源才不竭，木有本才繁盛，房有基才坚立。为人轻薄，随俗浮沉，拾人牙慧，无人格自立，哪来思想独立？为人有本是为学有道之根基，人文诸学尤其如此。然而人生不限于家室，孝悌远不足为建立仁道之本。可是孔子之世，犯上作乱成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流亡）不保其国者，不可胜算。”孔门为天下安定、拯救人心，只有提倡仁爱。而唯一人人皆有的自然之爱，主要还真是基于宗法血缘的亲情，《管子·戒》已言：“仁从中出，义从外作……孝弟者仁之祖（所从出）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孔子要从世人心中发挖行仁的内在依据，就只好尽力放大孝悌亲情而推广天下，以至弟子有“孝本”之说。后儒更变本加厉，言德行不离孝道，大有将《孝经》代《论语》之势。不独儒也，杂家《吕氏春秋·孝行》亦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纲）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韩非把荀子关于君臣、父子、夫妇三原则首次概括为著名的治世三纲，纲举目张，流毒千古：“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忠孝》）甚至说“孝君”不必孝亲却必须绝对“孝君”，否则，“不为人主之孝（一味死忠人主），而慕匹夫之孝（父慈子敬的天伦之情）”，则“国可亡也。”（《韩非子·亡征》）两汉二十几位不仁之主的庙号全冠以“孝”，西晋后“圣人以孝治天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成了天下一致的呼声。帝主需要愚忠、家长要求孝养、老师喜欢听话、士人为仕途媚上……方方面面合力造成孝悌顺上的强大“时代需要”！上爱下之仁道遂被偷换成下敬上之孝道，儒学于是尊为国教，其幸欤不幸欤？不犯上就是好样儿，奴性促进专制的稳定，其为功也过也？一言难尽。文士善于跟风，竟造“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歪说，御用文士鼓吹狂热每每超过人主法令。“亲亲，仁也”的说法风行了三千年，而孔子说的是：“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礼记·祭义》）民家和睦，不保君政必仁。只有人君推爱亲而爱天下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本立而仁道生矣。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这里的“亲亲”主要指国君，意在防止宫廷权力变乱。即使作为道德感情的培育，“亲亲”也只是“仁之端”，非仁之本，爱亲之私，不得代替“爱人”之公。试看古今天下之权贵，亲其亲而害人之亲、子其子而虐民之子者，要多少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