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之一。原指为人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后有忠于他人、忠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于ersonName>君主及国家等多种含义，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有时特指臣民对君主和国家应尽的道德义务。随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加强，“忠”成为臣民绝对服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从于">从于ersonName>君主的一种片面的道德义务。宋代以后，“忠”发展到“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无）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学》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系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什么是忠？敬也，尽心为忠。
孔子周游列国跨越了当时大半个“天下”，为了什么？寻找值得他尽忠的君主。最开始，他是忠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鲁">于鲁君的，但发现鲁国朝政碌碌后立即离开，寻找新的君主。由此可见，孔子的忠不是愚忠，而是一种带有很强的理智的尽忠。他尽忠的不是君主，而是天下——天下苍生。亚圣孟子就坚持“民贵君轻”，而他又是孔子的继承人。所以说，孔子不是愚忠的倡导者！那么那个人是谁呢？不知你是否听说过“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这才是“愚忠”的根源，西汉的所谓大儒董仲舒的这一阐释或发挥，让孔子背了两千多年黑锅或骂名。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论的书，可通篇《论语》只有“臣事君以忠”五字是让人忠君的。但，别忘了喔，还有前提是“君使臣以礼”。在这里，请允许我用小小的篇幅简单介绍一下“礼”是什么：孔子所重视及坚持的用以实现“大同”理想的方法，可以说就是“礼”。这“礼”不在于形式之礼，而在于“礼”的根本涵义。他把“礼”的根源归结于人的内心情感与要求，对孔子而言，“礼”其实是就人自觉而产生的伦理行为，也是“仁德”的外在表现。
因此，当一个君王达到能就人的自觉而产生行为时，即可以做到使臣以“礼”时，那么臣尽心辅佐君也就无可厚非了。但要注意什么是尽心辅佐。历史上有名的商纣王，手下便有两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大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尤浑。这两个“忠”臣对纣王唯命是从，阿谀奉承，这是“忠”吗？错！这不是“忠”，而是“佞”。同时期的比干不迎合纣王，规劝指责纣王，却惨遭挖心之祸，后来孔子把他和微子及箕子称为“殷三仁”。这才是“忠”？
我认为，即使时间已经走到了现代，再看比干的做法也是可敬的。毋论其行为是否合适，他对殷商的拳拳之心却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爱国的表现。可这是不是“忠”呢？我想，已经非常接近了，但仍然不是孔子的“忠”。
孔子的“忠”可以概括为：在有合适的上级的情况下，为天下万民之幸福而无怨无悔地处理国事——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当上级是“粪土之墙”时，寻找新上级。如果条件允许，自己当上级也是可以的。总之，一切为了人民——以“民为贵”。
可历史上的人们是怎么理解的呢？这里不得不再提到董仲舒。在西汉时正是他提出了上文所讲的“忠君”思想，“尽忠报国”也就是从此开始渐渐被“忠君报国”所取代。它在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成为了统治者玩弄臣下的工具。
那么“忠”的表现是什么呢？且先看看下面几则例子。
首先说诸葛亮，他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典型，尤其是在刘备死前，简直就是孔子的“忠”的完美诠释，不过在阿斗即位后却成了董氏的变了味的“愚忠”了。诸葛亮人称卧龙，隐居在山水之间。当刘备以三顾之“礼”将其请出山，孔明也展开了其辉煌的一生：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在刘备白帝托孤之后，他转侍无“礼“的刘禅，不像孔子般另觅明主（或自立为主），把刘备的遗托：能立则立，不能立汝自可立为成都之王置之脑后。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孔明异于常人的才能，又怎么可以不知道西蜀贫瘠，兴汉更如镜花水月，可他仍勉力行之。可悲哉！身后是个扶不起的“粪土之墙”刘禅，若孔明能透彻理解孔子的“忠”，那么，他早对刘阿斗放手，何至于在距洛阳不到百里处无功而返，北伐大业而前功尽弃呢？后人对此扼腕叹息之余，也被其深深的“忠君”思想所打动。他至死都以一个臣子的身份服侍主公。不，这不是“忠”。刘备的梦想是恢复大汉的江山，可孔明却为“无礼”的阿斗背叛了“有礼”的刘备，这是“忠”吗？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差役法”为“免役法”时，苏轼曾经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但是，为此被谪贬到各地担任地方官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差役法”的弊端很深，也是贪官污吏残民以逞的借口；即使“ 免役法“并非完美，但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确实比“差役法”更合理。于是，“元佑更化”当苏轼作为反变法派的重要人物再度被司马光启用时，他成了“免役法”的拥护者，并为此与司马光多次发生争执，更为后来元佑党三分朝野埋下了伏笔。想想，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吃了多少苦头，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他丝毫不从个人好恶出发，而处处为百姓着想，从利国利民的角度出发。我认为，这才更像是“忠”的本义——孔子的“忠”。
“盲忠”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记得那位“林副统帅”提倡的“忠字舞”吗？当中国解放后，“忠君”的思想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是怎样的“独领风骚”！文革的十年动乱充分证明了拔除“盲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所谓的“忠诚”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中国经济倒退20年，各项体制停止发展，全国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二百亿元，全国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元。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4.7%降到1980年的2.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跟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全国陷入极大的混乱中，难以计数的人蒙受不白之冤，中国经济腾飞的大好机会就这样丧失。要不是邓小平力挽狂澜的拨乱反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哪有今天的昌盛强大？
看到上边的旧事，有什么想法？“忠君”与“尽忠”的区别相信你已有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孔子提倡“忠”的本义是尽心为国为民，无怨无悔，“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孟子归纳得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短短几个字，写尽了孔子的“忠”的真义。对，孔子的“忠”不是狭隘的对个人的忠心而是对国家对民族乃至于世界即“天下”的人民尽心尽力。所以，不要再误解孔子了，也不要再把“忠君”的思想一代代传下去了。别说，死活现在没有人再讲“忠君”了，可只是死活没有人。实际呢？我们教育孩子用什么话啊？听话，你真听话；乖，你真乖！的确很乖，就像尤浑、费仲一样那么“乖”。
这是什么？“忠君”的变相遗传。君不见，大凡作报告，总把“领导”扯进去，即使“领导”做的不过是搓了几圈麻将，也是“大力支持”或者说“不同凡响”啊。哈哈！
总而言之，“忠”不能盲目。“忠”字上的两个眼睛，正是要理智的看清楚“忠”的对象，要怎么尽心，而不是什么都不顾，指东就是东说西就向西。是“尽忠报国”抑或是“忠君报国”你心中这时候应该已有了清晰的答案了吧！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能看到“忠”的本质并欲使之流传，尽管被曲解，但这份高瞻远瞩的本事已很了不起，无怪1988年的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发出这样的慨叹：“如果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汲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