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
儒家把“义”看成一种做人的义务与原则，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义务与原则，是和他们所主张的仁爱、忠恕之道的伦理基础与“克己复礼”的社会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调“义利之辨”，认为两者往往不能兼而得之。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说；又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之戒。总之，“义”和“利”是对立的。利益当前，首先要看一看它是否妨碍“义”，不要见利忘义。墨家则与儒家相反，他们把“义”、“利”打成一片。墨子说：“义”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墨子·鲁问》。又说，“举义”是“不辟贫贱”、“不辟亲疏”、“不辟近”也“不辟远”《墨子·尚贤》。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认为对道德信念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影响。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代的文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风尚。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舞人们追求坚定独立的人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力所威胁，为那些捍卫正义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支持。在这样的精神影响下，儒家一贯强调明辨义利，主张明理节欲，在价值评价上对坚持道德理想追求的人进行褒扬，对追求个人私欲的人加以贬斥，人的“美德”和修养始终受到重视。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
在这种道德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自觉修养和意志锻炼，同时在政治上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用道德礼俗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反对以刑罚暴力管理社会；对外则强调“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德尚义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