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因为人脱胎于动物界，又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道德理论。在生活中人们呈现了本能上的“冲动”，同时又受到了内心信念和外在禁令的“压抑”，有选择的流露出来。人是需要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族类，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有秩序，那么在这一群体中就需要有统一的领导者、规划者。而进一步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些思想、观点，统治者便需要有发言人、舆论导向者。文学家、学者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口号、标语即是为了最简单、最快见效的宣传方式。这种非理性、情绪化的宣泄，被执政者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要先实践所要说的话，然后再把话说出来。而现实中这种情形正是重理念不重实践，重虚不重实得的“表面工程”。自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样的现象不断的重复上演着。新中国之初，这样的现象可以理解，在刚刚诞生的国家人们需要需要“定心丸”。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这样的现象不但未减反而暴增。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施行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的先富起来的理念推行。文人们越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让人们更快更好的接受这些观念，越是使人们陷入了相对的危险境地，使他们一步步的被赶到食物链的最低端。
文人们努力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充分发挥自己的努力所及并没有错；人们积极地响应各项政策的号召，让自己融入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当中也并没有错。可是最终却使文人学者们沦为了偏执者的喉舌，使人们最终沦为了被任意鱼肉的对象，那么错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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