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涉及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情况下,真正的仁义是由近及远的,首先是对自己的仁义,然后是对家人的仁义,再后是对外人的仁义。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但生活之树常青,诗句也显得灰,有一种情况明显超乎臧克家的设想,那就是:有的人死了,也还活着,但不久又死了。最新的证据便是季羡林先生。2009年7月11日,在因病住进301医院6年后,季羡林突发心脏病逝世。尽管之前已卷入“藏品被盗”及相关人事纠纷,甚至媒体也有老先生家庭关系失和的报道,但总体上,季羡林仍被视为一代国学大师,不仅学识魅力高超,而且人格魅力非凡,不只是崇高的家国情怀,一个有关他为刚入学的新生看包的故事也广为流传,钱文忠更是不吝赞词,称先生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的老人”。
但棺盖论未定,说被鞭尸也不过分,而且执鞭者并非别人,正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季承。在最新出版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中,季承不为父隐,为世人勾勒了家庭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季羡林,孤独、寂寞、封闭、压抑、吝啬、意气、无情,甚至残酷,完全一副小文人和小男人的做派,大师“死”了,死得那么难看。一边是大师风范,一边是小人做派,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季羡林呢?没有假的,都是真的。作为学生,钱文忠所感知的魅力非凡的恩师是真实的；作为儿子,季承所感知的孤独无情的父亲更不可能有假。一者“家丑不可外扬”,季承完全可以不说父亲那点事,但不至于要编造父亲那点事；二者“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这是季羡林生前多次强调的,季承可以真话不全讲,但没必要讲父亲的假话；三者季承也已经年逾古稀,难道要用讲父亲的假话来为后代树一个榜样?
如果两个季羡林都是真的,岂不“双面人”一个?举目四顾,双面人一点也不稀罕,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双面的成分在内,包括你我。按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双面的情况比较普遍:“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 信 和 从 呢,还是 怕 和 利用 ?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西方人当然也高尚不到哪里去,一句俗语就叫“Heroesathome,scoundrelsabroad”,翻译过来就是:国内做绅士,国外做流氓。西方人的殖民不正是国内国外两个样的典型吗?
但或许大师就是大师,季羡林真正独特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双面也非同寻常。季承在接受专访时曾谈到:“我和姐姐私下议论,人都是一样,对里对外总是有差别的。一般人是对里亲近,对外疏远；对家人大方,对外人小气。父亲却恰恰相反。”非同寻常必有其因,季羡林亲外远内的独特双面是怎么来的呢?根据季羡林自己的文章和表白,有小时候寄居叔父家的原因,有爱情和婚姻不中意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季羡林要“成仁” 这也是季承的看法和说法。因为要成就一番仁义道德,季羡林压抑了自己,也压抑了整个家庭,一个说来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三十多岁从德国回来后,对自己的妻子一直形同陌路,从来没有同过床。遗憾的是,这并非真正的仁义道德。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想仁就仁,不想仁就别仁,不想仁而装仁,非仁也。夫子明确指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夫子也强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意思就是说,仁义道德首先是主观的,是发自衷心的,绝非表演给人看的。对季羡林的看法,钱文忠的恩师说及社会公众的主流看法是不假的,但季承的家父说可能要更加真实,能够像他所自许的那样“盖棺论定”。不只是因为季承比钱文忠要更亲近和更了解季羡林,也因为“注目礼”思想的演绎清楚表明,在不涉及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情况下,真正的仁义是由近及远的,首先是对自己的仁义,然后是对家人的仁义,再后是对外人的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