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具有其特殊的“隐逸”思想，这种思想深深地烙印着社会担当的痕迹，我们可以称之为“儒隐”。
一、怎么理解“邦有道”？
《论语》中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就是说儒者“隐逸”的原因是天下无道。那么怎么样才算天下有道呢？简单地说，“有道”之治就是君王要法效古代圣王以德化民，朝廷的官员“在其位，谋其政”，治理百姓靠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使民时要“如承大祭”，爱惜民力，以民为本。人人都有“仁爱之心”而知廉耻，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百姓要“忠君而亲亲”而不是“犯上作乱”。这样君、臣、民各司其职而不相悖，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就是一种“礼宜乐和”的理想社会。
二、为什么要“隐”？
“礼宜乐和”的理想在“无义之战”频繁的春秋时期最多只能是对人们心灵的安慰，尽管孔子说当天下“无道”时就想“隐”，但实际上孔子面对当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时鲁国">时鲁国ersonName>君王昏愚、三桓擅权、国弱民穷的“无道”局面时，毅然出任了大司寇、代国相等职务，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来努力实现他的理想，只是最后迫于无奈而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时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一直在寻觅能够相信他的治国之道而重用他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但依旧归于失败。当这一切的失败经历深深刺痛晚年的孔子时，他转向了整理古籍、教书育人，以期通过此举传承古代圣王先贤的思想以及自己的理想，可以说孔子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甚至宁愿“乘桴浮于海”去布道，所以孔子实际上是没有“隐”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曾赞扬过“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的南容，并把自己兄长的女儿嫁与他。对无论“邦有道”还是“邦无道”都一样正直的卫国大夫史鱼并没有赞誉，却对“邦有道”就出来做官“邦无道”就隐退的遽伯玉赞其为君子。他赞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们很容易知道这里“愚”是装出来的，就是这种装出来的“愚”却是大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的。他还曾说过邦有道则可正直的说活，正直的做人，而当国家政治混乱时，要正直做人，说话却要谨慎，即“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所以我们说孔子的“隐逸思想”无非是一种“变通之术”，其内心并不想隐而不出仕，或者出仕不尽心尽力，只不过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制约使得自己不得不暂时“隐逸”而已。同时，在一个“无道”的政治局面下出来为政不但自身难保，更重要的是“道”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应当注意的一点是，这种“隐逸”既不是“降志”更不是“失志”，“柳下惠为士师，三黜。”“直道事人”而受到赞誉，儒家认为他是仁人君子，而当他“降志”时就是“辱其身”了，更何况“失志”呢。但孔子认为柳下惠和少连这种变通之术仍旧是“言中伦，行中虑”，也就是并没有违背根本的道义。孔子在评价了伯夷、叔齐“不降志，不辱身”、柳下惠“降志”以及虞仲“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三种不同类型的“隐士”后却说自己和他们都不一样，无可无不可。而孔子所谓的无可无不可，按朱子注《孟子·公孙丑》篇的说法，是“可以出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由此我们看出，无论是“出”还是“隐”孔子都强调“存志”的恒久性，出仕为官时可以通过权力治国安民以弘其道，那么当“隐”时又如何实现抱负呢？
三、“隐”的时候如何弘道？
孔子针对“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时分别提出“出仕”和“隐逸”的应对策略，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失掉自己的理想追求。当“隐逸”之时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弘道呢？如果只是在心里存在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所事事，那只能算作空想。在“隐逸”之时除了等待时机以期获得官职而布道外，还要尽己所能在低程度上、小范围内传播为人处世的正确道理，这就是儒家“隐而不隐”的“隐逸思想”。孔子在周游列国后虽“风风光光”被迎回鲁国，并被尊为“国老”，然而他已无出仕为官的志趣，只想整理古籍和教书育人，可以说晚年的孔子也是一个“隐逸”之人，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试图通过自己的教育来培养学生，通过教化来弘扬道，让更多的人懂道而传道，促使社会依然能向着“礼宜乐和”的方向前进；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整理古代文献，以学术的方式承接古代圣贤的“大道”，进而代代继承下去。孔子一生可归纳为这样四件事情：一是做官，二是周游列国，三是开创私学教书育人，四是整理古代文献。前二者皆为出仕以布道，历程艰难曲折，但成果不明显；后二者“隐”而布道，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汉代以后尊孔子为“圣人”也正是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直到现在，这些思想财富绵延二千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焕发活力。
孔子这种“隐逸”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多有高雅之人怀有经世之才却不任官职，在一处偏僻之地，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影响教化一方百姓，在小范围内实现“民德归厚”。如曹魏时期隐居于辽东的管宁，隋末唐初隐居于河东的王通，明末清初隐居于山西的傅山等等。以管宁为例，朝廷官员向曹丕多次推荐管宁，言其“清高恬泊”，“德行卓绝，海内无双”，太尉华歆要“逊位让宁”，但管宁终究没有出仕。他在辽东隐居多年，除了潜心研究学问外，还要“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而正因如此，管宁所在之地“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侈于海表”，这就是儒家“隐者”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诸如此种“儒隐”之人的数量已无可计算，古代多有史书中专著《隐逸列传》，如《后汉书·隐逸列传》、《旧唐书·隐逸传》等。当代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蒋星煜">蒋星煜先生在其《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以隐居地为划分标准，将隐士归纳为庐山历代隐士表、嵩山历代隐士表、武夷山历代隐士表、天台山历代隐士表等二十个表格，并列明隐士所处时代、因何隐居、隐居时长以及资料出自文献。当然其中有真隐者，也就是终日纵情于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以求达与自然浑然而成一体，于世事无所眷顾者，这些人不是“儒隐”之人，但有更多的隐者是隐于民间而不是隐于山林，他们心怀抱负，“修己而达人”，实为中国“隐者”中的君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儒隐”就是“身隐而功不隐”，就是指身体虽然在野，但是依然心存志向而实际发挥社会功能。自古至今，“儒隐”之人可分两种：一种是如管宁一样朝廷多次盛情邀请其出仕为官，但均予以拒绝，自己在民间开堂授学推行德化，与其情况相同的还有明末清初的傅山、李二曲等；另一种人则是自己想出仕为官以推行自己的治国安邦思想，但当权者却不予采纳，他们大多退而隐于民间以变通之法推广教化，所谓变通之法是指自己的推广活动不与当权者发生正面的尖锐的冲突，避免遭到毁灭而失去最基本的“布道”条件。在统治思想与自己思想之间找寻一条融合之路，如孔子和隋末唐初的王通。二者之所以“隐”的客观原因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合己之道”。佛僧道士等人，虽然人为出世之人，但亦有许多发挥社会功能者，我们仍然称之为“儒隐”以区别真正的“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