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今国内和国际的情况来讲，大家都深刻地感受到：“失范”。所谓“失范”就是失去了规范，这是说的规范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是最广义的了：凡是我们人类的群体生存，小至于一个小组，大至于一个天下秩序，都有一种结构性的安排，通称为“规范”、或者norms。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只要有群体的生存，就必须有秩序。规范的表现形式很多，有道德规范、伦理规范、法律规范、政治规范等等，乃至于国际上的国际秩序。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有一种规范、一种制度安排——就是国际经济秩序——要重建。
当今世界，一个民族国家，不管是从国内来讲，还是更大范围地从国际上的政治经济秩序来讲，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失范”。从哲学上来讲，理论上有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其影响之大，以至于在80后、90后的孩子们身上，在他们的道德观念、方方面面上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对现存的某种秩序采取一种拒绝的态度，一种鄙视的态度，这是很严峻的问题。国际上也是如此，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组织了几次会议，全世界的三类人物——著名的学者、政治家，也包括一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开了几次会，这几次会的主题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学术界有个新的命名，叫做“制度伦理学”。这个命名基本上被接受了，但可能不是那么准确。比如我刚才讲的“失范”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任何群体生存的秩序概称之为“规范”，但你不一定可以把每一种规范都叫做“制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群体的生存必须有某一种道德规范，但你没听说过“道德制度”吧？当然，有的规范是可以制度化的，比如说法律的规范，有一整套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实现；政治规范当然也有政治制度的保证。但有的规范是不能制度化的。所以“制度”这个词语还不是很有涵盖力。但“规范伦理学”是个很常见的名称，这个名称好象涵盖力非常强。但规范伦理学在历史上一个特定的阶段是有特定的所指的，这就比较麻烦：我们今天的制度伦理学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所以你用“规范伦理学”的名称可能就不太恰当。总之，这是个命名的问题，不是实质性的问题。
实质性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失范”，人类面临着重大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方面确实是感受到现行的既有的很多规范都要不得了；但另一方面，我们有很深的忧虑：其实还有很多传统的好的规范也被解构了。今天的人会越来越多地走向这么一种态度，我们把它叫做“道德相对主义”，好象没有一个价值尺度。这是比较麻烦的现象。现在为什么关于制度伦理学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热点？原因就在于这个现实问题。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讲包含的内容之一：“现代性”的问题。因此，对于我们当今的学者、特别是当今的儒者来说，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挑战，那就是：重建伦理，重建规范。当然，我们不是圣人；但“非曰能之，愿学焉”[②]，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就像周公“制礼作乐”一样，今天迫切需要“制作”这个东西，迫切需要！这也是当今儒者最大的历史担当。这是促使我做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动因。
另外一个方面促使我做这个研究的动因是：因为我刚才讲的种种问题，如“失范”的问题，人们就开始大谈这方面的问题，其中大家也注意到——国际国内都是如此——“公正”、“公平”这些词语频繁出现。这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所有这些词语，在学术领域内是归属同一领域的，就是正义论。正义论在国际国内也是一个理论上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国内、儒家学者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甚至意识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关于中国的、儒家的正义论的研究基本是空白；最近有学者写了一些很零星的文章，但完全不是一种理论建构，只是一种很传统的列举性的东西，不是一种理论建构——严整的精密的理论建构。
我们会发现，当今世界，小到一个家庭、企业、老百姓的日常维权活动，大到国际峰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地讨论和关注正义问题。温家宝总理最近几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国内经常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不是正义问题。但我们今天的儒者，在这个问题上，理论上是缺席的。还不光是儒者的问题，国外暂且不说，就看我们中国，从官员到老百姓，凡是我们在议论正义问题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正义”观念无一不是西方正义论的观念，没有中国正义论。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所以，这两年，我的研究计划就是集中精力做这个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