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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大张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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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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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01-29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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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法、诗、词、曲、赋，我们的先贤为我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国学经典。《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唐诗、宋词，这些名词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和重视这些中华传统经典，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正是这些在为人类认知世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道德规范。其中，《论语》就流传了２５００多年，影响着世代的中国人，其中孔子的仁学思想是孔子全部学说的核心，超越了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范畴,就其实质而言,属于人生哲学或人道之学。孔子的仁学思想的重心是探索人生原则的确立、人生目标的选择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仁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以人为主体的人文思想基础，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由于当时鲁国是保存周朝文化传统比较充分的地方，所以环境对孔子思想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内容包括孔子的讲话、答弟子问及弟子之间的相互谈论，可以说《论语》传递的是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两千年来，几乎无人不读《论语》，但是读和读是不一样的。程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可见，读《论语》而无所触动，或者不能真正起而行之的，那就不是读《论语》，只是识字而已。所以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孔子的仁学思想的。
第一， 什么是“仁”？
“仁”，“仁者仁也”。也就是说孔子的“仁” 是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或者说是做人的道理。那么，这个本质和道理应该是什么呢？孔子认为应该是爱人，即人应该有一颗“泛爱众”的善心，相互之间相亲相爱，而不是相互杀戮。所以说，“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准则，所以也被成为“仁学”。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第二， 孔子的“仁”离不开“礼”。
孔子的“仁”，要以礼为规范来进行引导和约束，也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是社会的人，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需要都是社会的。所谓“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需要的概括。人是脱胎于自然的社会存在，他有和动物一样的生存需要，也有和动物一样的繁衍后代的生理需要；但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需要。人的生存需要和生理需要虽是和动物一样，然而却经过社会的洗礼而升华、打上了人类历史的烙印、成为受人伦道德制约的社会需要。不过，作为个体的“人”来说，生存与生理的需要，虽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但却是具体的、现实的，是个体的“人”必需得到的。如果不能使个体的“人”在这方面得到满足，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质上，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个体存在的现实表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大欲”者，即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大恶”者，即对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的否定。满足人之“大欲”，禁绝人之“大恶”，是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的一体两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交往、要相互尊重，这种交往和尊重需要，是人的第二需要；有些人并不满足一般人的生活，他们有一种使命感，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的第三需要。
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这种需要称之为“本我”需要；交往和尊重需要，是社会要求个体或个体自觉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是社会中的个体的自觉行为，这种需要称之为“自我”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自我”的超越，使自己成为自己理想的人，这种需要称之为“超我”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是以植根于人道与天道结合的“礼”为存在依据的。所以，为了实现理想之仁，应当自己清除过分的杂念私欲，铸成一种刚健清新的生命意志。
《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知之何也已矣”。《宪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阳货》：子六言六蔽说，曰：“好仁不仁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正因为仁是一个很高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标准，所以需要不断克服自我的欲念，使之合乎社会的法度礼仪，从而为实行政治上的“仁德”和“仁政”打下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理想之仁，注重的是从个体的具体的事情做起，而后扩展开来，进入整个社会层面的变革。孔子所说的“礼”，主要是指他所推崇的周朝的礼仪制度。虽然孔子对“礼”的过分强调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和对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限制，但是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培养人的社会道德感的角度而言，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言喻的。
第三， 仁与礼相辅相成。
在孔子看来，只有有了“礼”，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可以这样说，孔子的礼与仁是表里相和的，是通过礼的形式所培养的，正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亲相爱的“仁”的关系，而衡量是否达到这种关系的标准，便是“中庸”。“中”，即中正、中和、无过无不及。“庸”，即用，或训为常。在孔子看来，无论是个人做事还是治理国家，都应该以“中庸” 为最高准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在孔子那里，修身的目标是“成己”（自我完善）与“成物”（兼善天下）。孔子的儒家理想是以个体道德实现为人生和社会的终极价值，在这方面孔子的论述相当宏富。诸如：“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者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尽有之矣，我未见也”，“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从正负两个层面分析了“仁”与“不仁”、善与恶等，对“仁者”的界定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以人格完成为“仁”，其注重“仁”的理想，强调只有通过仁者之路，才能实现人格“大我”和社会“大同”的整合。
孔子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从维护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出发，把春秋前期“仁”的思想加以取舍、提炼和综合，以“仁”和“礼”这两个哲学范畴作为支柱，构筑起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上说“孔子贵仁”，“仁”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用来调和社会矛盾的一种主张，实现“仁”与“礼”的统一也正是构成儒家学说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人格理想等方面的理论基础。
第四， 孔子仁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实践对象具有阶级局限性。
由于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所以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想女娲补天，但又不合时宜。孔子始终不能摆脱这种矛盾，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但是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所以我们研究孔子的仁学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所以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
孔子反对社会变革，在哲学上是持相互矛盾的天命论世界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他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们不能随意改变客观世界的合理的、绝对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孔子在政治上的思想观念是保守的，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实践，在当时肯定是行不通的，但孔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坚决不肯“少贬焉”，而且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到最后当然只会落得个“天下莫能容夫子”、“吾道穷”和“天丧我”的结果。如果说孔子的“仁政”学说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市场是由于缺乏象齐桓公、秦穆公之流贤明君主的赏识，不如说“仁政”学说不符合春秋末年动荡的社会变化使得各诸侯国要寻找一种能够使国家尽快强盛起来的治国方略的目的更能说明问题，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诸子百家之中，唯独法家、兵家、纵横家的学说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了，原因固然是这些学说能够使一个国家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从而在激烈的诸侯割据、兼并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孔子仁学伦理原则还贯穿在其人格审美原则中，从个体出发而后完成个体到群体整合的过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予艺”。 他的艺术精神是“中庸”之道的，注重君子修德的中介形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中道”“中行”之中，成就其君子的文质彬彬的人格禀赋。应当说明的是,孔子对“中庸”观念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和”。后来子思对孔子的这种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写作了《礼记·中庸》，使得这种观念成为深深影响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这种思想的消极意义我们固然勿庸讳言，但是这种思想所包含的历久弥新的积极意义，更应当是我们今天要努力去发掘的。
第五，孔子的仁学思想不仅开辟了教育的先河，还对中国的文化、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思想形成体系并不断完善。虽然孔子的仕途并不顺畅，他在鲁国先后做过相礼、委吏、乘田一类的小官，只是约在50岁时由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但是很快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而去职。除了从政外，孔子实现自己理想的又一条途径便是教育，还开辟了私人讲学的先河。周游列国之后的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更是全力授徒讲学和整理文化典籍。正是在这长期的教学，以及教学联系在一起的对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过程中，孔子的思想得以丰富和完善，并形成体系，使他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所以说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
孔子从“孝悌”的自然亲情出发,以推己及人为方法,扩展为“泛爱众”的道德理性,最后上达天道,完成了道德形上学学说的构建。在孔子那里,孝悌乃为仁之本,体现真性情和真情实感的“直”是“仁”的主要基础,但是“孝悌”和“直”并不就是“仁”的本身和全部。从“孝悌”到“爱人”、从“修已”到“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乎情而入于理,这才构成了孔子“仁学”思想的一般内涵。必须注意的是,正因为“仁”具有“推己及人”的逻辑发展过程,因此“亲情之爱”和“泛爱众”,又是“爱有差等”的,表现为从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最后涵盖“天下”、层层外推的“爱”的同心圆的不断推展。孔子以前人文精神的发展为孔子仁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孔子“以述为作”的创造方式以及他以后《易传》、《中庸》的思想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和依据。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创生不已”、“广大悉备”的“天道",亦即“仁道”,而“仁”也就是体现宇宙法则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性与天道融合的真实内容。“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是人的道德伦理生命所在,更是人真实的主体和真实的生命。在为仁的方法上,孔子“纳仁入礼”,为确立完美的人格世界,由“内圣”而“外王”,找到了内在的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礼反过来只能对“为仁”发挥规范、向导的作用。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也才能成就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通过他的仁学思想发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开启了内在于人心的人格世界,也即发现了“人”,其实质是人的自觉和反思。
孔子还以建立“天地位”、“万物育”、有德者治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井然、“天下归仁”的王道乐土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发现并实践了“普遍的人间”。孔子思想的恒常性和开放性为其活转于现代社会提供了条件。但是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对孔子思想应当采取现实的扬弃的态度,将其中的宗法性私德跟社会性公德相分离,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健康发展。可以想象的理想状态是,文化与制度各正其位,各得其所, 各司其职。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为了维护处于灭亡过程中的奴隶制度的，是代表着奴隶主贵族主利益的，在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是阻碍着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发展步伐的，是不合时宜的，至于儒家的这些政治思想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一跃而成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具，那是因为这套思想所包涵的“礼治”、“仁治”的思想完全可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外儒内法”的统治手段之一来维护其统治，所以孔子的儒家“仁政”、“仁治”的学说，自汉代经董仲舒刻意改造而成为封建皇朝维护统一局面的安帮治国的统治思想后，虽经历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实践和选择，到了宋代最终由北宋的二程（程灏、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将之集其大成，把孔子“仁”的思想学说和作用发挥到极致，终于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工具。
第六， 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
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是从维护奴隶制出发，但这个思想重视对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向封建社会过渡，不能不说，时代的进步在他的身上是有反映的，否则他便说不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主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人为本，和他的以维护奴隶制为本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矛盾亦难能可贵。他的“言仁必及人”、“爱仁能人”的仁学思想是既难得又照鉴后人。如果这种思想只是取悦帝王，是不会这么受人欢迎的、并在民间找到他的市场。应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具有矛盾性，但更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
孔子是主张理论的实践性的，他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为要“推己及人”，使众多的君子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孔子非常强调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作用，进而把为“仁”联系到求“知”。在认识论方面孔子径向理性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孔子虽然是个倾向于守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并以其扎根于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内容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孔子仁学思想以道德个人主义为支点，倡导一种以生命契合为主要特征的人际伦理，追求一种以社会和谐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的仁人君子教育在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由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制度革命；在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从孔子仁学思想中汲取智慧，仍然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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