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明体达用 [复制链接]

《周易》被后人视为群经之首，不仅其内容有指导实践经验的丰富智慧，更因其揭示了“意-象-言”的内在结构，以言释象，以象尽意，从而使人们能通过语言，从而明象，继而往上继续超越，立象然后得意。然而对人们来说，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言辞的记录与流传是智慧呈现的最基本点。故圣人系辞存言，《系辞传》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因此圣人立言尽象而通神，画八卦后以卦爻辞进行阐释，世间万物之象万移皆通卦卦相变之理，由此易道可得而尽矣。故言虽不可直接尽意，但“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以言辞表达思想，去概括象征，从而以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方法探求形而上之道。换句话说，言虽不可直接与易进行碰触，但能通过象的方式，立象结言而显易。这是圣人从形下之言通超越之易的路径，亦是意象哲学所探索的“意-象-言”骨骼结构。

而《周易》流传至今，其中不仅是古者圣人对易道的智慧总结，更是易道自身德意之显现。“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人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周易》自问世以来，其中对道的追求与超越、贯穿始终的明体达用精神一直存在着。不论是内在个人修养，还是外在礼仪尺度，都对人们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语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圣人以明道为志向，潜心修炼，而知古及今，通易道之至德，且发现蓍数之圆融与神奇，卦之意方正且充满智慧，六爻通变而能断吉凶。然圣人知吉凶自然，故言“吉凶与民同患”。吉凶虽都是大道变化之不同结果且无法更改，但圣人能通过占筮而知忧患，或居安而思危，或知危而明决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圣人作易目的是为了知神通而明灵，从而以蓍数观阴阳之变，从而设卦立爻，从而通易道而显人道，穷极天道而尽性命。“《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具体文本中，有大量教人以明德、防忧患之卦，如《谦》卦、《损》卦、《困》卦等。圣人作易是以常人之忧患为忧患，教常人如何修德从而至易之德。“其出入以度，外内使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周易》的智慧能使人不断修正自身行为，以敬畏之心对待内外之境，通过不断的内在修养而明德，从而达到立足于现在而明往昔之事理与未来之忧患。

因此，从古至今，内修超越之道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与上升脉络。在春秋时期，人们对宗教性质的巫神信仰转变为对天命自然以及个人性命的追求。如孔子悬置了“天”神学方面的内容，以“命”的概念代替之，而天命也不过是意之流转，《论语》中提到的“天命”和“时命”不过是孔圣人对易道流转过程的一种诠释。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四时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为孔子对于自己整个人生的总结，孔子五十才知天命，知命明道，上下贯通，因此才能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与状态。纵观孔子一生，时险时危，荣辱不惧，一生周游列国，以实践去感知领悟道的变通与流转。而孔子由外到内的过程即是从外在的礼乐规范追求发展到个人内在的仁义与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诠释了对天道以及对仁爱的理解。在孔子的思想里，“意-象-言”结构便变为“仁-义-礼”的三态流转。

“仁”在孔子这儿，不仅仅是形而上的超越性，还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与状态。他对仁的解释有很多，如在《论语》中便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如“爱人为仁”、“克己复礼为仁”、“忠恕近仁”，仁之超越性与灵动性、主宰性使其对于形下界而言具有模糊性、不可具体性等特征，但确实是人们实现道的最高状态。由此通过个人内在仁爱修养，从而达到人们对天道贯通与实现。而“义”是连接“仁”与“礼”的中间形态，若无义之衔接，则仁与礼的沟通则无法实现，义是仁之象，礼是义之显。义不仅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个人由礼及仁的重要途径。而礼则是纯粹的外在规范，孔子当时所处的社会正是礼崩乐坏的时期，而孔子对礼的强调不仅仅是他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与反抗，更是他对实现个人成仁的外在基础道德规范的重视。孔子在论语中提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自问世以来，便是规范人们的一外在文化礼乐要求。

而孔子主张对礼进行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由此由礼而知义达仁。“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天地周行，日月不息，时空流变，万物生机，此皆易之生生之德。而圣人在通古今，解易理之后，以仁守盛德之位，以财正守贤德之仁。圣人以其德居圣位，而后以其仁待天下百姓仁，合理治理财物，发之令顺乎易之本，引导百姓朝向正义，如此世间万态皆朝向正轨，生生之意自然不息。总的说来，“仁-义-礼”三者圆融无分，而三态在不同情境中又会有不同的流转，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换句话说，“仁-义-礼”三者又转为“知-仁-勇”，仁者为仁，勇者为义，知者知礼。仁-义-礼或者说知-仁-勇皆是道之脉络，不同的人对道追求的方式不同，不同的人对道的体验也不同，即内在修养的水平与层次也不同。

然万物流转，人竭尽全力想穷究世界易道之根本，因此从个体出发，对内在修养境界的追求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质。“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夫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到也。”信与智皆立于仁、礼、义之中，道由仁及义，即道与道之流转便是德之全体。从上往下是流转，从下往上是回溯。然易道能纯，亦能杂，能形上超越于万物，亦能于人伦世界中圆融。故圣人能知能通，由此晓阴阳之变，而顺万界之消息，从而以天地立其心，以万物见其德，以苍生见道。由个人不断内修而知命知天然后通道，道通为一即实现了人与自然互通和谐。如老庄的“无为之道”、孟子的“反身而诚”、王弼朱子的“格物致知”、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等，都是个人实现天道的不同路径。这些不同路径都是意象哲学向上超越的过程。后世哲学皆是衍《周易》所衍之道，不同的理解方式则意味着不同的超越图式与路径。中国哲学衍生和发展，都是意象哲学的一种圆融，而不是概念似的拓展与反复。道一体殊，人们皆以己体道，由此形成独特的追求内圣、追求个人境界的中哲路径。

贯通古今、知晓未来一直是人们的追求，古有龟甲占筮，后有八卦命理，都是人们想要了解世界了解未来的一种手段。人们渴望把握规律道理，从而不断提高内在修养，明体达用而趋吉避凶，这也是后人不断研究《周易》的初衷所在。

《周易》是涵盖了古代文化思想、礼习教化、政治占筮、日常生活等的一部经典著作。读《周易》，能与隔着时空鸿沟的远古先贤们进行对话交流，能了解古代先贤对于宇宙以及世界的整体看法与追寻。《易》而后有《易传》，这些都是人们对易理及易道的感悟。从古至今，圣贤们所讲的都不过是一个易道而已，似月映万川，理一而分殊，道只是那一个道，或形而上，或未形无名，或广大精微，体用有别但又体用不二。

易道本体三性圆融无方，上下贯通，故万物虽有万殊，但生生不息，皆显继往开来之意。此即“两端”，即孔子所言：“扣其两端而执中”。体用、本末、意言、阴阳、显微、逆顺……皆为两端，二者关系密切，或不离，或不外，或不二，或不同，此二者互存互显，“若不知分别，则无以圆融”，两端皆有差有别，但二者圆融不分，皆为道显。但总的说来，都不过是易象关系，或者说是意象关系，象为意之显，言更为象著。

用语言文字去表达、象征是古往今来贤者存留、传递知识智慧的重要媒介手段。关于意象言关系，自名实争论以来便有着不停的讨论与思考。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对言象意问题有了一个更深入的回答，他认为，“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意不可尽，但立象可以尽意，如此一来，意象言关系明确，把握以言著象，以象尽意的方法便能上达于天，下达于地，知古今而明是非。

“中国哲学是以‘意-象-言’为符号象征的诠释系统，它是‘本体-方法-言说’三者的一贯；试图构建一种理论——以‘意象之道’为脉络构架和哲学标识的理论体系，亦即‘意象哲学-意象思维-意象诠释’三者的圆融。”因此意象言三者结构关系本身也就对应着中国哲学问题的解决办法，即以意象思维进行意象诠释，用意象诠释方法去理清中国哲学思路脉络，是抓住了其脉与象，如此方能清晰解症，抓住根脉而上达于意，下通于人情，上下贯通流转，如此彰显易道的展开流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