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周易》的诠释 [复制链接]

总的来说，朱熹在其解易经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主要的观点，这一点在朱伯崑先生的《周易通释》中就进行过总结。而看其言论也可以看出，朱子的解易观点也十分的清晰。对于朱子的易学整体观点来说，主要是以下三个重要论点组成一个整体，来构建出一个独属于朱熹的理学解易思路。
其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二是“易只是一阴一阳”；其三则是“易只是个空的物事”。这三者一方面是基于朱子对于《易经》本身的直观描述；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对于易经之意的象状的表达。即在朱子这里，易经在表达义理的过程中，已经展现出的或理应展现出的经典特色。
即易经的这些象状，决定了朱子在对易经进行诠释的时候要依其势而为，即以具有这些特点的事物去言说易经中所蕴含的义理（天理）。而这种特性，本来也有人所言此三点，即易之三易，“不易”、“简易”、“变易”。

那么象数所具有何种特点，以致于朱熹会认为，象数的加入会让对于易经进行解读时，能够相比于之前更加合理?或者说，象具有的哪些性质让其成为天理的彰显之的一种象征物呢？
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第一、象者，显也。所谓象者，现象也，显现之物也。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可知性。相较于意而言，相较于易理而言，相较于天理而言。其乃是显明之物，是我们能感知的，距离我们认为的意最为接近的部分。而这种显，就是其简易的最好证明。因其显，故而不需要学习，人人都可以看到，人人都可以去理解。这种理解没有语言文字的那种前提限制，而是直接的感通。
其次、象者，变也，所谓象者，气象也，何谓气象，随时而变，随位而动。以易经言之，挂画已成，然随时随位，含义亦有变化，因位不同，取象不同。此乃象变，如天边云彩气象，云之象是云只象，但此象却是时时刻刻运动，这是言语所不能比拟的。言语的变，因其使用方法而变，然其言说，便是确定了内涵，其变化便是固定了的。或者说，其有所言说，便有所限制，这种限制是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是由其自身之特点决定的。
最后，象者，不易也，象就是象，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同数，即使是再过数百年，数字的相加相减依然不会变，象展现的情境依然不会变。而语言会因为时间的变迁而产生差异，一句话在古，在今之含义仍然会有变化。圣人之意过了数百年可还是圣人之意？

对于易经来说，最重要的是象的变化性，而这种变化性某种意义上是与我们索要去探寻的不可见的义理相通。但是这种变化性也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即象的变化让其当下感即为重要。所谓当下感，实际上就是能够让自己存在于这个象变化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参与到象的变化中去，也就是如临其境感。而易经中的象，在时间上我们并不能参与进去，或者说，其在时间的巨大鸿沟面前，我们无法越过，只能取巧。通过言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复现这些象的变化，基于此去还原讲述者所想要表达的象。如同“乍见孺子将入井”，通过语言去还原当时的象。而这种还原并非是一丝不变的还原，而是基于作者视角与读者视角共同搭建的一个想象的现象的还原。

语言的一些特性，如：承载性，可传播性，可理解性等，让其成为复现象的一个好的工具。
承载性，即言语本身虽有限制，但是仍具有文字的承载能力。换句话说，虽言限制了象，但言亦承载了有限的象。而这有限的象就构成引发他人于相似的象上的思考能力。因此才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朱子也因此要去强调“文王作文王意”，要把每一个人的言都区分开，因为其时代不同，采取的象不同，则其己意（对于每个作者而言的己意）不同，如果混同，则是给自己的象带上了层层的枷锁，实非可取之举。
可传播性，一方面，我们说言不若象，但另一方面，言仍是象的不可抛弃的替代品，其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其固化作者的思想的层面上。象固然好，然象者，易变也，此一时，彼一时。于此时之象感悟，然象不可留，只能以文字载之，而后传于众人，且含义相对来说不会变化。故言的这种固化性，实在性让象、意得以传播。故曰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诠释性，言语，一方面要具有承载性，另一方面，言语亦要可以为人所理解。这种理解的最高层次是通过言去明象，进一步去理解作者之意。换个说法，这是作者与读者的共鸣，即作者的语言与读者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沟通，有如作者所看到之象在读者哪里重新复现，并带有其自身的理解。可以说，这样一种理解在有如作者之意在读者之心中跨越时间长河产生的回响。这种诠释性的最佳表达在诗歌上最为明显。那种情感共鸣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言的最强大的表达能力。

朱子以灯笼取象，在他看来，易就好像一个灯笼，言之愈多，似是在灯笼上加了许多竹片，灯笼坚固了，但是光却透不出来了。不妨去掉这言语的重重藩篱，还这灯笼的统体光明。但是如果没有言的竹片，却也不成一个灯笼，火光烧尽，也不留一丝一毫。因此，在这里，朱熹并没有完全摒弃掉可视的言与辞，只是选择引入一个象，撇去许多言，造得个通透明亮的灯笼。“某说语孟极详，易说却太略。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体统光明，岂不更好！盖著不得详说故也。”——《朱子本义启蒙》

所谓的象？究竟是什么呢？从语言的角度上说，乃是象状之词。从不能用语言表述，且不可见的意（道）上说，是道之表征，即道既然存在，那如何能够表现出他的存在呢？归根结底，所谓象者，显也。显隐于其后的物的表现之物。故而说天地万物，凡显者，皆是象也。因此，我们所接触的，言也好，意也罢，皆是万物之象状。

象者，道之显也。道者，一说，万物之母，生而化之的起源，也可以说是一切之起源；一者言万物之整体也，所有事物之整体，就是道的存在，因而道无所不在而又无所在。因此，在此处谈论之象，一说为理之显也，一说为物之象也。所谓意者，看不见，摸不着，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可得也，亦或者说，可得之物即为独特之物，而特殊之物便不是道体，故其必为无形之物。言是有形有相之物，其虽为象之显也，然有如混沌凿七窍而亡，虽可以说是圣人意之显，然圣人之意岂可尽落于言乎？非也，就圣人之意而言，此乃圣人意之糟粕也。既圣人已故，安能以前朝之剑斩本朝之官乎？圣人虽近道，然则圣人亦不可知死后之事。然虽不得其上，得其下者亦有其用。以其下者勾连当下之象，感悟己意，以象为基，前人之言，亦是当今之象，当今天下之象，亦是道于当下的显现。此时之象亦是大道展开，过去之言须重，然道在当下，何须求古人之意，须是以古人之言，合当下之象，成己之无私意。

我们所追求的意，或者说是形而上的道，朱子言的天理。归根结底，是我们基于所接受到的象去抒发的己意。因而一定程度上说，朱子与阳明的治学思路是一样的，只是选取的立足点不同，立说的首要概念（意象）不同。但其二者的为学之路本都是澄澈己心，不以己之私欲去干涉对于象的明悟。从而使自己的思维（己意）更接近于我们所要去描述的天意，天理。
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去直接观察到意（道）的存在，或者说，我们对于意（道）的设定就是一个不可见之物。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只是无法接受一个可见的，现实的物去统摄万物，生化万物，住在万物。因此，于情于理，在设定上，天理本质是我们无法去获得的。对于这一不可见之物来说，其要存在，则必然会对其他事物产生影响，因为如果不产生影响，或者不生，或者不化，那么其存在也就毫无意义，而象就是这种生化的表现。类似于，我们看不见力，但我们可以看见物品被推走。我们看不见风，但是却能够看到树在摇动。因而只能不断以己之私意来解释象，来拟合天意。所以，所谓的每个人不同的道论，不过是对于自己认知到的道的己意之抒发，去做出一个个的承诺。用这样一个对于天理的承诺，去解释我们当下的，发展，变化的气象。去解决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最为关切的切己之问题。

《周易》书中所存的尽皆是象，实际上便是以象表意。那么为何，象得以表意？或者说，象的哪一点，让其成为了沟通的桥梁。
这种桥梁一样的存在，让其沟通了言与意，而这样的功能，也同样出现在诗歌的意象之中。严格的说，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不过也是通过一个个可见的象的符号，去描述一个含义。最简单是是用一个可见之物去绑定另一个可见之物。例如，我们提到苹果，就会想到那一种名为苹果的植物果实。在此之上，进一步，以可见之物描述可感之物，例如：我们以风，来描述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那种空气流动的状态。再进一步，我们会基于事物之间的某一点，或者某一些共性，去同一个事物来去描述另一个事物。比如像苹果一样甜，等等。那如果要描述一个不可见,不可感之物呢，比如理，比如道，也可以通过相似的手段，以可见，可感之物，感通一个不可见，不可感之物。即通过一些可见的可感的事物中某一些或者某一点来去描述我们不可见，不可感，但是又希望他人能明白的事物。

朱熹在对《周易》进行解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论断，“易本卜筮之书“。这样一个判断，直指《周易》的本质问题，即周易本来就是为卜筮所做，因此在基于周易进行其他的阐发的时候，不能抛开其本质不谈。这样的一种说法，从朱熹所处的那个现实的环境来看，实际上是一个针对于他之前的《周易》解释现状的批判。即二程对于《周易》的讲解在继承了郭象的“得意忘象”之说后，将这一理论发展到了一种畸形的状态了，他不仅是越名教任自然，而是先说一个理，然后再在易经上穿凿附会以证明这个理。这样的解经，理虽是正理，但却与易经无关，与易经所言无关。因此，朱熹在认识到他那个时期的易经解释之问题后，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这样的话语，直指易经的本心，并在此基础上把《周易》拆开来，拆为了三圣易。这种致知其初生而观其有无之变的思想也在朱熹的解“复卦”的“一阳生而复见天地之性”等地方出现。

朱熹关于《周易》的观点——“易只是个空的物事”——的提法，是基于朱熹最深层次的根本观点而提出的。在朱熹这里，最根本的命题是“性即理”的根本提法，而理在朱熹这里是属于形上的，并非由气质之性形成的。因而在朱熹这里，不论是道也好，天理也好，都是形上的，都是无形的，非气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说，对于朱熹来说，易作为形而上的存在，一定是无，是空这个层面的东西。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朱熹说易与别的书不同，只是一个理悬在那里，别的书都是就事上说。进一步，结合“无极而太极”的解释、“理一分殊”的整体结构，朱熹对于易的总观——“易只是个空的物事”的提法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对于经典的诠释，我认为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对经典的在创作，例如在《周易》一书，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中国的万经之祖的地位下，“旧瓶装新酒”，发展出了象数义理两大流派，并在中华文明持续流传。
但是另一方面， 对经典的诠释在当下，更重要的是义理诠释的日常化，即如何构造出一个合理的能让人进入的情境之象。以此象去通向意志所存。即将经典与坚实的人民的土地拉的更近一些。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受到过去的现实条件的限制，以及等等因素，但是当下的时代让我们有了一个让普通人接触这些的机会。而广度，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一种深度。

朱熹的“理一分殊”有两个层面，于《周易》的理解上体现出来的，“易只是一阴一阳”的说法同样也可以看作是有两个层面的思想。
一方面，在可见可感的层面上说，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一阴一阳的交易，变易。也就是说，我们能见的也只有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易只是一阴一阳，朱熹说有此理才有此气，但也说过理气自然，所能被人感知的只有气的存在。易只是一阴一阳不过是自形而下的现实可感。这种现实可感并非是无用的描写，而是对于更深层次的理的象之层面的展现。
另一方面，一阴一阳是说什么呢，是而者之间的交流转化，也是阴与阳之间的差异带来的一种自然的流变。正如理一分殊一方面是一理分于万物的流动，另一方面也是说物各有其分，互相交融流转方成万事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