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核心是仁，仁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为了维持族群协作所必须的善，本恻隐之心、体让之心的与人为善。
这种善很质朴，但也很脆弱，大多数情况下抵不过人的欲壑难平，所以又发展出道德来约束人的欲望，给欲望划一条界限，不超越这条界限的就是保持族群活性的有益竞争，超过了这条界限就成了恶，对族群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了。
有了界限、有了善恶的划分，为了奖善惩恶，发展壮大族群，所以需要对越线者进行惩罚，非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来维护这条界限的，就是公义。儒家的义，就是见公义而勇为，所谓当仁者不可让。
社会来维持公义的，是道德；国家来维持公义的，是法律。法律由道德而来，但需经合法程序而加以审验，故法律的强制性高于道德但界限比道德要低一些（在边界地带，法律为了保持权威性要注重证据合法性等等）。不合于道德的一般是恶法，如彭宇案竟让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连扶一扶摔倒的老人都成了问题！
不管是社会公义还是国家公义，都要落实到具体个人的义上。夫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为见义勇为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持，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则又为此提供了无限的豪迈，自此，仁义相并提，仁为义提供了根本动力、道德支持和判断依据，而义则是行仁的保障，对中国人来说见仁不行则非义，带来了巨大的羞耻感。由此，数千年来，吾中华文明不绝于缕，全赖激于义愤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蹈死不顾才得延续。
反过来，复杂的社会，利益自也错综复杂，彼此交织，那么义也就是有大小，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义也不同，侠以武犯禁，背后支撑他们的也是义，黑旋风李逵动不动就排头砍去、杀个干干净净，对宋江他是义了，但对那些他口中的鸟人来说呢？！
所以，义的问题要分两面看，没有义，老大中国就会僵化，光讲片面的义，不用仁的体让之心加以约束，就是极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