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君恒（1964— ），男，河南省邓州市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湖北孔子学术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促进委员会顾问专家、湖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伦理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明者，日月光辉、透彻了达，贤者，良善才德兼备之意。明贤学院旨在培养兼具文化传承修养、开阔视野与务实实践之师资人才，促进优秀文教普惠推广。近日孙教授在第七届国际墨子论坛上提出了墨子五圣的理论，观点十分新颖，将墨子的精髓与现代结合，极具创新，值得我们学习。
孙君恒：墨子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科学、公利、互利、民主、平等、公正、法制、进取、改革精神，与现代社会观念体系、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途径。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互利互惠原则，才能“兴天下利，除天下害”。如果说墨子时代缺少实践功利主义的条件，封建专制主义盛行，自给自足经济决定了在市场上互利不可能实现，那么今天流行世界的法制、民主、平等精神，则为“兼爱”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气候。蔡尚思教授指出：“封建王朝已不存在，墨子思想急需弘扬。”
墨子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进行认识、应用和发扬。司马迁说：“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史记》）胡适说墨子为社会利益献身精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抚今追昔，墨学的基本精神符合当代社会要求，值得加以研究、应用科学精神○
墨子的科学技术研究有光辉的成就。他善于探讨科学问题（“什么”）、科学原理（“为什么”）、科学方法与应用（“怎么样”）。中国前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宋健赞扬墨子为“科圣”。墨家的逻辑学，堪称为中国古代逻辑之高峰。墨家的逻辑学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上），对归纳与演绎都有深入研究，是中国古代的最高成就。
孙君恒：墨子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胡适说：“依我看来，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墨子在自然观、力学、数学、光学等方面有创见。他注重科学实验方法，一方面注重经验，一方面强调推理，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在力学上，墨子说：“力，刑之所以奋也。”（《墨经》上）意思是说：力是物体发生运动的原因。有些科学家认为，墨子给“力”的定义是牛顿第二定律的雏形。墨子对“力”的定义，也与近代物理学上的“力”的概念完全相同。墨子对杠杆原理是用“秤”为例来说明的。他把“秤”的提系处，作为“支点”，秤锤作为“力点”，秤钩（或秤盘）作为“重点”。秤头之物有所增减，秤尾之锤就应左右移动，才能获得新的平衡。墨子已经懂得“重”（力）、“秤头”（重臂）、“秤尾”（力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墨经》下）。杠杆原理的原始形式，墨子已经具备，这比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阿基米德的杠杆研究要先进得多。墨子对几何学既有概念的描述，又有定理的表达，均遥遥领先于古代世界各国。墨子说，端（点），没有体积，不占空间，是最原始的几何原素；圆是由同一个圆心到圆周上任何一点的距离都相等的几何图形（《墨经》上）；方，是长方形的四边和角都是直而正的。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对“方”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关于几何“四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是长方形”的定义，是可以媲美的。《墨经》里对几何学研究的对象已完全具备了。墨子对几何光学的贡献更为突出。墨子通过观察实践发现，物影之所以倒立，在于发光体发出的光线有交点，恰好就是隔屏上的小孔。光体和照壁距离交点的长短，关系到倒影的大小。成倒影的关键是隔屏上的孔极小。这已说明小孔成像原理。墨子用物影生成、小孔成像和瞬间鸟影不动三个例子来说明光的直线定律——光线（在同一种均匀媒质中）是直线传播的。
孙君恒：墨子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梁启超曾列举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论理逻辑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学实学之缺乏；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但墨家正是对这六大不足的补充。胡适指出，《墨辩》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科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括了八种科学门类：算学、几何学、光学、力学、心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冯友兰在探讨“中国何以未有科学”时，就感叹地表示，如果墨家思想能获得充分开展，中国极可能很早就有科学了。冯友兰说：“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了科学。”公利 互利精神○
墨子主张在社会整体层面讲究公利（天下之利）、在人际关系上实施互利。墨子强调“利”（利益）和“用”（效用）的思想，对利益的道德属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墨家认为有用、有利才体现了善，或者说善就是有用、有利；恶则表现为不利、灾祸。利益是人们所喜欢的，损害是人们所厌恶的。利害的权衡、利弊的多少，需要掌握比较、取舍的方法。
义，利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 （《经上篇》）
欲正，权利；恶正，权害。
孝，利亲也。
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
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大取篇》）
用而不可，岁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
墨子对道德的确定是从利益上来说明的，反对脱离利益的、空洞的道德。而利益之善，最明显体现为效用。他用“孝”做说明，强调孝的根本在有利于亲人，不利无法证明孝敬。利益是判断善恶与否的试金石。胡适、张岱年等国内许多著名学者认为墨子的思想体现了功利主义。
墨学的利益宗旨不是谋求自己的私利，而是公利（社会利益）。公利是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的利益，是占社会最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是相对于少数统治者的区区私利而言的最大化的社会利益。墨子用医生行医做类比，指出如果一种药只能为四五个人服务、得利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特别有限，而应该想到服务于所有天下人，才是好药。
孙君恒：墨子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兼爱中》）
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贵义》）
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之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非攻》中、下）
墨子强调，正义在于公利，为天下兴利除害，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对策。“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
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对自私自利思想与行为。蔡尚思说：“以公利为正义，不重个人的名利。与儒家的求名不求利，道家的反对名利相反。”要实现公共利益，每个人必须做到对他人有利，达到互利互惠、互相帮助。
墨子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互利理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出了一种无差别、无等级“尚兼反别”的兼爱观，提倡一种不分亲疏贵贱，普遍平等地相爱互助的思想，响亮提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观点。墨子在宣讲了 “使天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直至今日，仍然闪现着他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追求人类和睦的光辉。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指出的：“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酥所讲的‘博爱’是一致的。” 这种“博爱”的观念，到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自由、平等”一道，被确立为西方一种普遍的价值观。
孙君恒：墨子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互利要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江泽民同志2000年访问俄罗斯时，就引证了墨子的这段名言，说明了国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立场。在其位者，“敬惧而施”（怀着敬惧之心努力去做事）；农工肆人“竟劝尚意”（互相劝勉，崇尚道德）；为政者“爱民、节用”，国与国之间“非攻、恶战”。墨子正是用自己善良的意愿，表达了人民互利互惠、和平相处的普遍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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