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忠 [复制链接]

《论语·季氏第十六》主要围绕孔子关于“忠”的思想而编撰，其中《季氏将伐颛臾》这段师徒对话故事写得十分精彩，它集中体现了孔子关于“忠”的原则、内容与要求，孔子认为，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忠”必须是符合道义的心理和言行修养。为了阐述这一观点，作者从孔子师徒三人的一段对话起笔，从胸怀天下的“大忠”角度分析了真诚之“忠”和迂腐之“忠”，或者说有道之“忠”和无道之“忠”的本质区别。

原文：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译文：

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冉有、子路去拜见孔子，说：“季氏将要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大概是你的过错吧？颛臾，当初周武王曾经任命他为东蒙山的主祭者，而且它在我们鲁国的疆域之中，（虽然它是鲁国的附属国）但它也是周室的重要一员，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冉有说：“季氏想要这么做，我们两人都不想呢。”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自己的才力就任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辞职。’遇到危险得不到（助手的）支持，动荡不安也得不到（助手的）的扶助，那又何必需要助手呢？何况你刚才的辩解是错误的。老虎犀牛从栅栏里跑了出来，龟壳美玉在匣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

冉有说：“今天的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地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将来一定会为子孙留下灾祸。”孔子说：“冉求！君子讨厌那种避而不说自己贪心却为一定要占有找借口的人。我也听说过：无论是有国家的诸侯还是有家的大夫，不担心人口不多，而担心社会不公平；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若是社会公平，便没有贫穷；和平安宁，便不会人少；政治稳定，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要通过文德教化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心。如今子路和冉求你们两个辅佐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通过教化招致他们，国家支离破碎却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内谋划动用武力。我恐怕季孙的灾祸，并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家后院里面。”

解读：

本段对话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属于文言文中的驳论文。长期以来人们多认可本段对话目的在于突出强调孔子的“礼让为国”、以德服人思想，这种理解基本上受朱熹《论语集注》注释的影响。朱熹《论语集注》在本段对话的注释中说：“是时四分鲁国，季氏取其二，孟孙叔孙各有其一。独附庸之国尚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颛臾乃先王封国，则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则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则非季氏所当伐也。”这种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作者将其作为本篇文章的开头，应别有立意。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们可从故事背景、人物表情和故事内涵三部分予以分析。

首先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看，本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孔子周游列国结束刚刚回到鲁国不久，因此文中的季孙应该是季康子。公元前487年，冉有率军抵抗入侵齐军取得胜利，季康子悦其军事才能，故问其师从何门。冉有趁机把孔子的情况介绍给季康子，于是季康子以礼将孔子迎回，本想重用，但孔子的处世之道与季氏背道而驰，这成为孔子回国后仍不被重用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本段的人物表情来看：

子路：一言未发，只是冉有的一个陪伴。看来子路虽然也在季氏家做事，但已不是当年季氏家的总管了。从整部《论语》看，子路最初是一个十分冒失之人，如孔子对他的评价是：“行行如也。”平时直言快语的他此次怎么一言不发了？看来子路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不帮助季氏就是不忠，而帮助季氏似乎又不义。从应该帮季氏角度分析，子路是季氏家的工作人员，端人家的碗，吃人家的饭，从情理上讲应该帮助人家，不能胳膊肘往外扭；而从不应该帮季氏角度分析，由于长期接受孔子的教育，故认为帮助季氏攻打颛臾似乎是助纣为虐。正因为内心十分矛盾，又由于自己只是一个在季氏家做事的，没有领导责任，故一言不发。

冉有：前后共有三句话。第一句：试探。攻打颛臾只是季氏的一种谋划，是否行得通，他心里也没底。他知道孔子德高望重，又老谋深算，故派冉有前来试探。冉有也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故小心翼翼地对老师说：“季氏将有事于颛臾。”为什么说冉有此次之来是试探的呢？《八佾第三》中曾写道：“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先进第十一》中也写道：“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这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如果是季氏决定了的事，那么冉有只有认真帮助办理的份，无须跟孔子汇报。第二句：委屈。本来是探探老师的态度，没想到老师把责任全追究到自己身上，心理不服，但又不敢反驳，于是违心地为自己和子路解脱说：“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第三句：狡辩。从整部《论语》来看，冉有在孔子面前一般是不敢大声喘气的，而这一次很例外，他从内心深处特别信任季康子，于是把与季氏谋划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真可谓理直气壮。

孔子：前后也是三句话，句句气势夺人。第一句：强调君子应礼让为国。颛臾小国乃周室分封，是周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君子就应该以天下安宁为己任，以维护礼制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从政者的大过，即缺乏大局意识。第二句：强调君子应忠于职守。孔子认为，在大局意识的支配下，就应该正确处理本职岗位工作中的各种关系，恪尽职守，见义勇为。否则违背大局意识的作为和见义不为就是渎职和失职。第三句：强调君子应时刻加强智谋与仁德修养。孔子认为，大局意识淡漠，智慧不及，能力不足，是国家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从故事内涵来分析，笔者认为该故事重在阐述孔子关于“忠”的原则、内容和要求。孔子的第一句话点明了“忠”的原则，即礼让为国，或者说言行要符合礼制与道义，遵循国家的礼制和坚守道义是一个人尽忠的前提，用现在的话说，遵纪守法和坚守职业道德是现代人忠于职守的前提。一个人平时就违法犯纪，或者是对大众认可的规章制度耿耿于怀，且经常性地散布流言蜚语，带着一种消极散漫的态度工作，其“忠诚”程度可想而知。孔子所言“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虽未直言“忠”的礼制与道义要求，但却含沙射影地指出季氏将伐颛臾是一种违反周制规定的擅权弄国与非道义的恃强凌弱行径。孔子的第二句话点明了“忠”的要求，即遵循礼制与道义前提下的恪尽职守，或者说忠要明而不能愚。何谓“明忠”？孔子引用周任的话指出，如果臣子不能尽职，宁可辞去职务，也不应尸居其位，徒得俸禄。季氏将伐颛臾的僭越行为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作为季氏的家臣，冉有和季路应拼死进谏，若季氏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应辞去职务，以“独善其身”。也就是说，“明忠”应该是遵循礼制与坚守道义的有机统一。从当今现实来看，如果领导违法乱纪，言行缺少道义，那么下属对其言听计从就是“愚忠”。所以孔子历来对季氏的僭越行径持反对态度，而当季氏丧失理智，怂恿鲁定公沉湎于齐国设下的“美人计”而不能自拔，自己又受到冷落的前提下，本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和“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处世态度与原则带着部分弟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涯。由此可知孔子主张的“忠”是一种“明忠”，这是他对“忠”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建立在第一个要求基础上的恪尽职守。孔子为此运用比喻论证法，形象地举出一个例子：“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出来伤人，龟玉在匣子里被毁坏，是谁的过错呢？难道是老虎、犀牛以及龟玉的过错吗？显然不是，应是看守人员的过错，是看守人员的失职。孔子在这里把季氏比作老虎、犀牛，而把鲁哀公之类的君主比作龟玉，还可以理解为孔子把小人比作老虎、犀牛，而把君子比作龟玉，甚至理解为孔子把无道比作老虎、犀牛，而把道义比作龟玉，寓意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小人猖獗，君子受辱。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君子理当何为？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知，恪尽职守的实质就是要匡扶正义，抑制邪恶。孔子的第三句话点明了“忠”的内容，即在有厚实的仁德和智慧修养基础之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冉有的狡辩激怒了孔子，于是他先针对冉有不端正的政治品质进行了尖锐批评，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批评冉有口是心非、是非不分和强词夺理，教育冉有应该进一步加强品德修养。接着孔子提出自己的政治智慧，即治理国家重在公平、和谐、稳定与文明，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均”“和”“安”与“修文德”，并以此批评冉有、子路身为人臣不仅不能运用政治智慧安邦定国，反而运用武力恃强凌弱，这种不明智的助纣为虐行为可能断送季氏的政治前途，为此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子的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从反面说明冉有、子路等尽职以忠，应该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目的，否则冉有、子路在季氏面前表现得越好，季氏家族灭亡的速度就会越快。

在本则故事中，孔子所说的三句话并没有直接痛斥季氏的僭越行径，自始至终都是在批评教育自己的弟子身为人臣或者作为一名执政者如何做到尽职以忠。另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古本有误，应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并认为下文的“均无贫”与“和无寡”可以作证。笔者认为，孔子所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是由两个意思相对独立的句子构成，前一句强调指明了安邦定国和民富国强的前提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后一句则强调指出安邦定国和民富国强的重要措施要求在于社会公平、和谐、稳定，另外孔子提出的“修文德”则指出另一项重要措施，即加强社会文明建设。孔子的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其逻辑也是十分符合客观实际的。

首先，“不患寡而患不均”指出了社会公平与民心所向关系问题，“不患贫而患不安”则指出了社会和平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事实证明，平均主义并不能改变人们的贫穷问题，因此孔子在此所说的“均”是指公平问题，如《孔子家语》中孔子曾言：“政均则民无怨。”“政均”指的就是政治公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社会不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上层统治者生活奢靡，而下层民众饥寒交迫，繁重的苛捐杂税将社会贫富两极化，下层民众自然是想方设法逃往比较重视民生问题的诸侯国，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公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众劳有所得和各得其分，只要保证民众劳有所得和各得其分，民富国强指日可待。当年吴起、商鞅均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下层民众的意愿，故为楚、秦相继称霸奠定了基础。所以公平是凝聚民心的重要前提。社会公平只是解决了民心所向问题，而要实现民富国强，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平稳定。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中国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对内则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并为此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方针。

其次，孔子在指明社会公平与民心所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两大关系问题，实质在于指明民富国强的重要前提后，紧接着指出民富国强的具体措施要求就是“均”“和”“安”和“修文德”。

措施之一：公平。文中孔子提出的两个“均”第一个是从国家的宏观方针角度提出的，第二个则是从具体政策角度提出的，或者说第一个“均”重在强调指导思想上的公平意识，而第二个“均”则重在强调具体落实上的实践措施。如中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公平”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一定区域内民众的创业条件是大致相同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在公平问题上的新矛盾又不断出现，如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地区之间的不公平等，这些问题正逐渐摆在中央领导人的面前，党中央和国家政府也正在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些问题，如西部开发、农村政策上的倾斜等，这些都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公平措施。正是党和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平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得以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才更具活力，中国几千年来的“均无贫”思想在今天才得以真正落实。

措施之二：和谐。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而矛盾则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当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时，人们总希望事物保持和谐地变化发展状态。古代先哲特别重视矛盾的同一状态，而且特别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老子曾言：“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并指出：“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他借养生之道寓意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意图在于告诫人们过分强化社会矛盾的斗争性会导致社会的迅速灭亡。孔子则明确指出“和无寡”，其现实针对性更强。国家间和谐就不会发生战争，社会内部和谐就不会导致动荡，人与人和谐就不会出现仇恨，人与自然和谐就不会受到自然的报复，等等，一切皆处于和谐之中，人们的生活就幸福美满。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生活，特别是在春秋时期经济条件还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人丁就会兴旺。孔子对和谐问题的重视程度，可从他的“大同”理想和“小康”思想中得到理论印证。今天，中国共产党明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工作任务，并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一定位，可以说是孔子“和无寡”思想的新时代表现。“无寡”既含有众多的意思，又含有关系密切人气旺的意思，特别是后一层意思更为重要，因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越密切，人们就越团结，秩序就越井然，环境就越美好。

措施之三：稳定。孔子十分重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所以主张“礼让为国”，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法规和礼仪规范确保社会的稳定，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仁”在一定意义上指的就是和谐，也就是说只有稳定，天下才能和谐，稳定是和谐的重要保障，这就是孔子“安无倾”观点的实质所在。从现实角度来说，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保证人们凝心聚力谋发展；稳定是国家独立强大的基础，只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才能铸就坚强的盾牌抵御敌对势力的干扰与破坏，从而维护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才能深化自力更生的能力；稳定是科技发展、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基础，只有稳定的文化环境，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等等。在国家繁荣昌盛，正处于事业发展大好局面的前提下，一切无视国家与社会稳定，蓄意制造混乱和破坏国家安宁的行径都是无道叛逆行为；就是在国家百废待举、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那些因看不到新兴事物发展的美好前景而悲观失望的人，那些图谋不轨而蛊惑人心煽动闹事的人，其过激情绪或破坏行径也是应该予以警惕的，甚至是予以打击的。

措施之四：修文德。《子路第十三》中孔子与冉求有一段对话，原文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兼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之言强调了“文德”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国家人丁兴旺、经济富裕不是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还必须加强文化和道德修养教育，要让民众在生活殷实的基础上更加文明，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由此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现代教育，应该明确我们的教育宗旨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为了遵循我们的教育宗旨，为了实现我们的教育目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其要求又是什么？按照儒家的观点，教育的宗旨是“学而时习之”，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者达到“仁”的境界，教育的方法崇尚在“中庸”观念指导下的因材施教原则，教育的要求是在遵循“重德修文”前提下的循序渐进和精益求精。若能达到这样的教育境界，社会公平、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就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人类生活的目的才能真正地达到。

从以上分析可知，孔子对胸怀天下“大忠”思想的定位是要正确处理社会公平与民心所向关系问题，以及正确处理社会和平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而“大忠”思想的实践要求就是要确保社会公平、确保社会和谐、确保社会稳定和确保对民众的文明教育。不难看出，作者认为孔子的“大忠”思想是一切忠诚行为的道义要求，如果人的行为符合这一道义要求，那么就是真诚之“忠”，或者说是有道之“忠”，否则，如果人的行为出发点仅仅立足于局部利益或集团利益，而与天下大局或者说是国家大局发生对立时，那么所谓的忠诚就是迂腐之“忠”，或者说是无道之“忠”。同时孔子也对具体的忠诚行为在原则、内容和要求三方面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即忠诚的原则是礼让为国，忠诚的内容是礼让为国基础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诚的要求是礼让为国基础上的恪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