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之和 [复制链接]

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共同组成。同样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也莫过于孔老二人，孔子思想和老子思想，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文化中，儒学以其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政治制度、日常伦理等方面对华夏民族的巨大影响而被统治者所重视。但儒家思想被作为统治手段后一直偏重于外在的政治教化和伦理规范，对人的个性心性多有忽略。而道家思想则具有强烈的超越意识和浓厚的思辨色彩，注重从自然方面探讨宇宙万物的存在以及个人心性的修养，从而使人的思维可以从社会人事提升到宇宙论上去，从而摆脱世间的种种束缚，使其思想内涵丰富，思维开阔。因此二者存在者诸多构成互补的因素，同时二者的互补也形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气质。

孔子推崇阳刚，他认为刚毅、坚强是人应该具有的品德。由《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见一斑。老子则崇尚阴柔，他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作为。他认为“柔胜刚，弱胜强。”（《老子·三十六章》）故有“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的说法，可见老子的审美情趣在于阴柔之美。其实，从文化风格的全面发展来看，刚健的品格和阴柔的内涵都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是由众多溪流汇合而成，而儒道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支流。正是由于儒家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品格和道家文化“顺时处世、因任自然”内涵的相互补充，中国文化才会出现此种刚柔并济，阴阳和谐的局面。

孔子的儒家思想旨在安人济世，也就是儒家常说的“修齐治平”。孔子一生都抱着积极入世，治国安邦的情怀和抱负。尽管他的理想与抱负总是无果而终，但他却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然而，老子对现实的态度则要超脱的多，如果把现实人生比作一处舞台剧，那么孔子就是把自己置身于舞台之上看戏中的人来人往，老子则是悠闲的坐在舞台之外欣赏舞台内的云开云散。置身舞台虽可近距离的感受人情世故，但殊不知自身也成了戏中的角色，难免有时会“当局者迷”。而老子确实置身现实之外去关注现实，倒能“旁观者清”了。《老子·五十一章》中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说法，也就是说万物虽得道而成，但道并不去主宰万物，也不把万物占为己有。老子所推崇的“道”生育万物、施泽万物，但并不去作万物的主宰。从中可以投射出老子的政治人生哲学为“无为而治”，他提出“道生万物”和“道法自然”的理念，但“自然无为”并非对现实的漠不关心，而是另一种方式对现实和人生的关注，实际上是对当时统治者的“不善作为”和强制干涉的一种反动，“无为”其实应该是“善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老子的这种以退为进“隐世”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辩证色彩的“入世”，不过是多了一层“跳出三界看人生，人生其实也简单”的意蕴罢了，也仅仅是与孔子“入世”的方式不同而已。但他们的“入世”却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对现实的不满，否则他们不会费尽心思去关注和寻找改变现实的方法。正是由于存在这一共同的出发点，二者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比如后世的士大夫们往往在政治清明、仕途顺畅时就尊孔倡儒，积极入世；而社会混乱、政治黑暗或仕途坎坷时则会谈庄论道、寄情山水、自在逍遥。总之，孔子的积极入世和老子淡然隐世都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态度，两种态度兼而有之，在“入世”与“隐世”之间寻求心态的平衡，做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同时他也慨叹：“天下之无道久矣。”（《论语·八佾》）他常常缅怀“邦有道”的时代，可见孔子的“道”是以周礼所规定的礼制、人伦为基础的。老子的“道”则是用“无、有”来指称的，“无”是指“道”之无形无限，为无穷极之意。“有”是指“道”之真实存在，蕴含万有之意。故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老子讲“道法自然”，强调“道”的自然性，反倒是老子所讲的“德”多属于人生与政治的范畴，讲究“以德配天”，在一定程度上与孔子之“道”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可见，“孔道”的路向是社会人伦，而“老道”的路向是由社会而向自然，以探求万物的存在。也可以说：孔子侧重于人道，主要关注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但也会根据人道的主观理想去塑造天道，讲究“以天合人”。老子则侧重关注于自然万物，提倡人性、天道均要顺其自然，他极力主张人道要符合于天道自然无为的客观性，讲究“以人合天”。综上可知：“孔道”与“老道”虽有差别，但二者均强调“天人和谐”。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影响、补充、吸收才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

孔子思考生命价值的起点和归宿均是人伦，认为实现实现生命永恒价值的途径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去践行人伦之道。后来有孟子的“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就说“仁义”是自我的家园，是人生价值的归宿。老子则认为：以自然为宗，重返生命的本真才是生命真正价值的所在，他反对世俗人为的造作。所以，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老子认为物欲以及“礼乐”加重了“自我”的负担，妨碍人们去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应该抛弃。道家要求人们超越社会框架的限制和世俗得失的烦恼，努力去体悟“道”，达到“与道同一”的境界，也就找到了生命自我的永恒归宿，实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尽管儒道两家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过他们都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发在时下人生，而非虚无缥缈的来世或“天国”。就算是因道家而生的“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不也正是体现了对今生的无限热爱，企图让生命永驻人间吗？儒家思想蕴含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西铭》）“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岳阳楼记》）之类的人文精神。而道家的“自然”又有力的补充了这一人文精神，使中国人在生命活动的坎坷历程中投入自然的怀抱，用自然的“逍遥”与“淡定”慰藉红尘的苦痛。儒道都主张在今生今世实现生命价值的这一共同点，决定了两家在生命价值观上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使得中国人拥有了人伦和自然这两个安身立命之所，比起其他外国宗教所构建的“天堂”或“极乐世界”要有意义的多。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化带有社会与自然和谐，重人生、轻宗教的人文精神之传统。

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因为孔子的思想注重人事，突出讨论伦理道德规范，强调求知在于践行道德。这些从其倡导“修齐治平”和追求“内圣外王”就足以说明。但是，这种以社会、人事为重心的理论框架不利于人的思维空间的开拓和发展，不利于中国文化向着内涵深厚的方向发展。老子的道家思想则具有强烈的超越意识和浓厚的思辨色彩。老子注重从自然方面探讨宇宙万物的存在，从而使人的思维可以从社会人事提升到宇宙论上去，从而摆脱神学和教条的束缚，使其思想内涵丰富，思维开阔。孔子的儒家思想在理论思维水平、思辨色彩以及宏大的气象方面与老子道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在理论思维方面不断吸收道家思想，比如荀子的“天命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的天道观就是演化了老子“天道无为”的思想。宋明理学的“太极”、“无极”、“道器”、“有无”、“理气”等重要哲学元素很明显也是吸收道家思想而形成。这些深层哲学理论思维的补充，使得儒家“政治伦理”型文化，增添了理性和思辨色彩。正是由于道家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不断补充儒家思想的不足，才使得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思想对现实执着的追求是民族前进不可或缺的精神，道家超越意识是民族发展的无限动力。二者在传统文化的总体结构上强烈的互补，影响了中华民族生存之必须的精神。因为文化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社会和人类本身的异化现象，束缚人和社会的发展。如果人们有超越精神，便能克服这种异化现象。比如：老庄对孔子儒家礼乐文化的异化的揭露和批判，给先秦文化的发展吹进了清新的空气，打破了“礼乐”文化因异化而带来的僵化，道家思想的超越精神与儒家文化现实性的相互补充，中国文化才有了绚丽的色彩。

和谐是世界的本质！一个人，一件事物，不管是大，还是小，也不管是简单，还是复杂，不管是聪明，还是愚昧，这些外在的形式毫无影响，他们一律都是和谐的。未知数是大是小，并不知道，但是，它必须是和谐的，才能列出方程。和谐是和外在形式无关的，所有事物的本质。它即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必须遵守。

看到儒道之和这个话题我不禁想起了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精彩场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阵阵呐喊，体现了儒家“仁爱”的胸怀，而后来太极拳表演的一招一式，展示的则是道家的“无极”境界。中国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在这届奥运会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林语堂曾说过：“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就个人生活来说，充满热情与信心，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传统儒家思想给我们的做事准则。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很忙很累，甚至有点迷失，此时我渴望自己拥有的是一种“听任庭前花开花落，坐看天上云卷云舒”，的豁达心态，思想上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骋，不必被外界的纷繁所困扰，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味，这又是道家思想给我们的人生指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恪守的处世方式，当然也可以成为我们出世的人生智慧。

看到“和”，我会立刻想起“竞争”，因为似乎它们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许多人认为竞争是残酷的，是一种“动”，而“和”更侧重于一种和谐，有一种“静”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