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和“仁爱”都是一种普遍的爱。儒家有“泛爱众”、“仁者爱人”，墨家有“兼爱天下”，这两种爱都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泛爱，理想上要求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相互爱，不是狭隘的一己私爱，体现的是一种爱的普遍性，平等性。可以看出“兼爱”与“仁爱”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墨子的“兼相爱”其实是一种“仁之爱”，故《墨子·经上》说：“仁，爱也”。墨子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展成“己所欲，施于人”而已。 墨子的“兼爱”中的不分亲疏远近，高低贵贱的平等的爱其实就是一种“仁”的表现，也符合“仁爱”的本质。由此可见墨子主张“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思想显然和孔子的“仁爱”殊途同归。
“兼爱”与“仁爱”的范围和程度不一样。“仁爱”是一宗族血缘为基础的，其爱有亲疏远近、贵贱差等之分。儒家以“亲亲为大，爱有厚薄”之分。 正是因为人有亲疏远近之分，儒家才突出“亲亲”。儒家以宗法理论为基础的“仁爱”，只是为统治阶级的服务，便于统治而已，可见这种“爱”是有差等，是不平等的。墨子从小平民的立场出发，提出无差等、平等的爱。这种“兼爱”是超越了家庭、个人和国家的爱，是一种朴实的大爱。墨子的“兼爱”思想相对于儒家这种有差等的爱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披露了传统宗法制度的不合理性，也暴露了儒家伦理的局限。但是也要看到，墨子抹去人我之别，把国与国，人与人想成无对立的境界，在当时历史背景条件下显然带上了平民性的空想色彩。当时一家一户独立而分散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墨子这种“兼爱”无疑是想要打破宗族血缘和阶级的界限，是战国初期平民阶层逐步崛起的映射。
“仁爱”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而兼爱是理性的爱。孟子发展的“仁爱”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之说。说明儒家的“仁爱”是一种彻底的义务，不需要任何动因。墨子则推崇“兼相爱，交相利”，“言爱即有交义”的主张，墨家这种“爱利并重”，故凡事必以利为权衡。《墨子·贵义》中说“万事莫不贵义，义者，利也。” 这便是墨子为他提倡的“兼爱”找到的动机，由此可见墨子的“爱”是一种理性的爱。墨子这种“爱”是以满足利己心，满足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兼爱”思想是利己行为动机和利他的行为准则的结合，本质便是调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冲突。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低阶层想要和高阶层的利益实现调和是不可能的，甚至“兼爱”主张阻碍了当时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但可以看出，墨子作为当时下层平民立场的代表，他从平等观出发提出人际交往的原则——“兼相爱，交相利”， 深刻而鲜地明反应了当时社会平民要求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以及封建社会初步形成所拥有的时代特色。
“仁爱”与“兼爱”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当时时代背景下不容许考虑低阶层的利益，墨子的思想不会被统治阶级所接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墨子思想中所蕴含的民粹主义和平等博爱的精髓值得现代人们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