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待人之道
1.理解与宽容
“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孔子待人之道的重要方面。孔子他曾经告诫学生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人对自己可以苛刻一点,但是对别人一定要多一点理解与宽容,做到这样就可以远离别人对自己的怨恨了。我们知道孔子在“礼”这个原则性问题上要求非常高,但是对那些具体的因为无知而失礼的人却又非常宽容。根据《孔子家语·卷二》记载,有一天孔子要出门,天阴了,眼看就要下雨,但他没有伞盖。这时有弟子跟他讲:“老师,子夏有,你可以向他去借。”孔子说:“没事,不用了。”为什么孔子不向子夏去借伞盖呢?因为孔子知道子夏有一缺点:很吝啬。他说:“如果我向卜商(子夏)去借伞盖,如果他看到是老师来借,就勉强借给我,这不就是把他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他了吗?他不是很痛苦吗?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他不借给我,他的名声就被搞坏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吝啬了,老师向他借东西他都不给。我不向他借伞盖,第一,让他不痛苦;第二,可以保全他的名声。”接着孔子又跟弟子们说:“你们也得注意,跟人交往一定要‘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推崇别人的长处,发现别人的优点,经常去表扬别人的优点,有意识地掩盖他的缺点和短处,这样和别人的交往才能长久。而这样的人就是宽容的人,就是厚道的人,就是好人。
2.公平与正直
与人交往必定有矛盾冲突,如何处理呢?目前有三种说法:以怨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怨。《老子》第六十三章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报怨以德就是以德报怨,用恩德回报怨恨。最典型最极端的说法是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你在我左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不仅不还手,不躲避,反而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记耳光。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就是唾面自干。《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当娄师德的弟弟要到代州去做官时,他教导弟弟要学会忍耐。弟弟说:“这没问题,比如说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把它擦掉就是。”可娄师德却说:“擦掉也不对,因为这样还是会显露出你对他的做法不满,所以,应该让它自己在脸上干掉。”这样的修养功夫就是以德报怨,一般人真是很难做到。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圣人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有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但却很艺术地说,以德报怨,那又用什么去报德呢?意思是说“人家对我好,我又该怎样报答呢?所以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去回报别人的恩德。所谓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那就并不排除对那些恶意怨恨的反击,善恶是非还是应当恩怨分明。总而言之是“投桃报李”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而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地以德报怨。当然,圣人也并不主张以怨报怨。你不仁,我不义;你打我一举,我踢你一脚。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无休无止地斗下去,那也就没有意思了。于丹教授曾提到,神基本接近天空,圣是接近土地的。孔子是“圣”,而不是“神”,他既没有像主张“报怨以德”的老子那样修道成仙,也没有像“以肉饲馁虎”的释迦牟尼那样得道成佛,他老人家一直活在人世中,血肉丰满,性格明朗,他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是这个世上的道理,对正常人来说,别人对你不好,一般会引来“冤冤相报”。老人家的要求高一步,要公正公平。人家对你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先对人家不好?考察清楚,然后再正确应对,这才叫“直”。直人对自己,问心无愧,对别人,同样无愧于心。
3.距离与分寸
孔夫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也就是说要把握一个“度”。他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篇》,意思是说,你跟你的领导关系要是过于密集,离你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与你朋友的过从要是过密的话,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有一个故事叫“刺猬取暖”:一群刺猬挨在一起希望用对方的体温温暖自己。但靠得太近了,彼此的刺会产生伤害;离得远了,又不能相互取暖。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它们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中国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互相“辅仁”,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要有一定限度,娓娓道来,这叫“善道之”,而不应该声色俱厉。你好好给朋友提意见,但是“不可则止”,朋友一定坚持己见就停下来,不要自取屈辱,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分寸把握。
所以,和朋友交往,有时“距离能产生美”;在给朋友提意见时,应注意把握时机和火候。只有掌握一定分寸,才既能适当地提醒朋友,又能和朋友和谐相处。这样的距离与分寸,不仅适用于朋友之间的相处,同事之间、亲人之间也同样适用。正如于丹教授所言:“距离和独立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即使在最亲近人的中间,也应该保有。”因此,能掌握距离与分寸,是智者所为,亦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我们现在经常提“为人处世”,实际上这是两个概念,“为人”乃是“处世”的前提,人人都需处世,但未必个个都懂为人。孔子的治国方略也许很难适用于现今所有的国家,但孔子的为人之道对我们现代人而言无疑应该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使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至少通行万古而常新。如果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显示了《论语》在治国方面的神效,那么在做人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讲“半部《论语》走天下”呢?因此,与其把孔子尊奉为“圣人”,倒不如将他定位为“真人”,因为他告诉我们的是人世间最朴素也最纯真的“人”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