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阳明学派的心学教育思想作为明中叶教育革新运动的产物，它打破了程朱理学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教育思想体系，客观上对于转变明代的学风和士风产生了深广而久远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王学末流对心学教育思想发展方向的错误引导，使得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落后于时代进步的需要，至给明后期实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制造了阻力。至明末，社会政治主题日益凸现，实学思潮的高涨，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开始致力于开拓新的学术与教育风气，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由此对心学教育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对心学教育思想展开激烈抨击的代表人物有“东林党”人顾宪成、顾允成，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如顾宪成说，心学教育思想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的“异端”之教，并指责阳明后学的道德修养方法是“禅学”的变种。黄宗羲则指出：“王门惟心斋盛传其说，从不学不虑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乐学，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明儒学案·师说》)顾炎武亦云：“今之清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精；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口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王夫之批评心学教育思想以行代知，终而无知无行，且王学末流，于“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这些批判之词，尽管有过激失当之处，和把国家的衰亡之责完全归咎于心学教育思想的错误引导，但它们却尖锐地击中了心学教育思想与实践脱离了现实政治的弊病，因为古今任何学术和教育都必须以促进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为目的，心学教育思想的热点问题只是个体身心的修养，而且这一教育思想也没有把个人的“修身养性”目标指向“齐家治国”，乃至流人“明哲保身”、“闭门修养”的歧途。
明末进步思想家有鉴于明代学术与教育的空疏，提出以“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拯救之，由此使沉寂了数百年的经学和考据学得以恢复工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亦得以抬头。与此同时，由于西学东渐，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自然科学应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要求以实学教育来改变中国传统的教学内容，培养实学人才。在这股进步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心学教育思想日渐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而让位于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来主导明末至清初的教育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