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虽是“天之自然而生”，而人只是“顺之而已”，但这当中的“顺”却不是一种被动的顺，而是有人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的一种顺，这也是古人之所以说人能“与天地参”之因，否则人如何与天地参，这也是说“不知礼，无以立”的一些原因，此中之“立”也可以理解为参天地而立。此中之礼可以为本体而言，是与天地相似者，也可以是以功夫言，既是所谓“约之以礼”的功夫，故张载云：“圣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后道义从此出，譬之天地设位则造化行乎其中。知则务崇，礼则惟欲乎卑，成性须是知礼，存存则是长存。知礼亦如天地设位。” 此中人道其实主要是为圣人之道，这当中不含所谓的英雄主义学说成分，而是从就一个事实而言之，圣人客人体道、行道，然常人在日用常行间也是在行道，但却是不知尔，没有自觉性，此不能谓之知道，更不能谓之已悟道、之后在行道，这就是圣人与常人不一之处。所以言人道者，多言圣人所体之道，而我们日用常行中所遵循的那些道理，也是圣人所以“神道设教”而化成之。而圣人于道如何呢？是为“知礼成性”，然后道义自然从此出。若不知礼，不成性，则道义从何处？然道义之处也是必然，若不必然则前提就不能成立，只有圣人才能知礼成性，若非，则又何谓圣人，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的圈，但却依然有效。而圣人神道设教之于民众的内容又为何呢？此中之礼的内容，只要是一种关系或者说秩序，既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自身所在之“位”是为何，就当行与之相应的责。只有明乎上下尊卑，礼方能行于实处。
上所明位之不同，既是“分”，只有“分”才能“别”，否则都是同，无法别则于“序”之实现无以得到保证。而“分”自是礼中本有之义，“‘礼反其所自生，乐乐其所自成’。礼别亦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乐统同，乐吾分而已。礼天生自有分别，人须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乐则得其所乐即是乐也，更何所待！是‘乐其所自成’。”此中张载认为“礼天生自有分别”，虽其有分别，但虽别亦不忘本。此本者是为自生的，是自有的本性，非是外面所加于其身的，也不是要向外去求到那个本，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求放心”，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这也是中国一贯之传统，中国之学，一贯都是“为己”之学，是向内“反身而求”之学，非是于己外悬设一个完美的、不动的、全善的、全能的、全知的外在于我们之外的存在，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于那个存在进行仰望，但终究是不能被达到，或者直接是不能够被认识的，我们对于他只能对之进行思考，思考到他是如何的完美，但却不能认识，这样的看法是何其的悲观。我们的学说则不如此，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人皆可以为尧舜”，不仅止于儒家有这般的看法，对于佛家也是如此“人人皆有佛性”，“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这些都为我们能达到最后的圣贤、佛陀预设了一个可能的前提。就算这只是说一种可能性，就连孔子对于圣人也说“吾岂敢”，但它终究依旧是一种向内求得学问，所有的功夫都是针对于自己的内心的，都是要找回那颗于现实中被放逐的心。而知礼进而行礼就可以为一种功夫，而此功夫之礼也是一种内在之行为。张载说：“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体。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五常出于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为，但不知耳。”“礼之原在心”此中心是为“自心”，也是圣人之心，也是“公心”，自心也是一种公心，非是“私心”，否则礼不可能得见，性也不可能得成。而说圣人之心主要是因圣人有这个自知，而凡人虽行却是不能知，需要有圣贤的教化才能得以知，但不知不害行。只要是循礼之行为，当无大碍。
而礼之所要反之性，既是礼之所本，张载有言：“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礼当中含有本之性是因为礼本出于性，礼虽不能就谓之为性，但因出于性，所以也能持性，此是从本上讲，而对于功夫上之礼，则是成性之关键，欲性得以成，则礼须时时持之，也是有能守礼对于道之实现才不致成为障碍。当然，说得时时持之，也是有所变通的，不能过，不能不及，这也是孔子提倡的“时中”，子思的“中庸”之道。对于中庸有解之为“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者，天下之达道，庸者，天下之正理”。若不如此可能就陷于学者所要批之“迂”了，但张载所要行的礼显然不是这种被大家所诟病之礼，他自己有清晰的了解，说：“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径捷，此则從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他所要行之礼是“从容”之礼，绝不会陷于迂腐之中，他将当时多被时人所诟病之礼当做是他的“径捷”当中就可以看出张载所说得礼是有别于被形式化而变得僵化之礼，这也是一个体现出有宋一代，于礼研究最有心得者是属之张载非虚也。他认为：“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者皆是也。……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始得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此则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序天秩，如何可变！”“时措之宜便是礼”可看出张载对于礼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如孔子之对于复周礼也是当有所损益，要适应当下才是好的，否则再好的东西，若是不适合也就不是好东西了，所以才说要时措之宜。这也就是现今一直强调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些智慧在先贤处一直都在用着。现如今的礼不被人们所重视之原由之一与张载当时所遇之情况有几分相似处，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若还一天强调以礼而行，那是对人自由的一种束缚，是对人本性的一种戕害，是一种迂腐到极点的行为。这当中就有很多人对于礼的理解不到位，不能行“时中之宜”，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还有更加悲哀的一点是直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知过后改则是为大善，但若有过却是不知那问题就严重了。
虽是知礼之重要性了，但要如何去行呢？“学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学礼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学礼也。”人非真能生而知之者，所以需要后天德学，不学则不足以知，然学游荡有要求，不是所有都全部学，当有所取舍，世间太多的东西需要学，然吾等的时间却是有限的，如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如真执着去要以有涯之生去求无涯之识则怠也。不可能穷尽，最后只能是使我们丧失信心。所以对于学什么就当有所选择，就需要有“疑”之的精神，也就是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和判断，学当学之礼，这也是能使仁不至失之。而之所以要学，是为人之本来善美之性被习气所遮蔽了，所以才要去其习气，回复本然之性。“气者在性学之间，性猶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于齐，强学以勝其气习。其间则更有缓急精粗，则是人之性虽同，气则有异。……苟志于学则可以勝其气与习，……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在张载看来对于世俗之习气只有强学方能战胜之，而此强学之要又当是以学礼为先，他认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