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功苏轼哲学思想，必须树立两个观念： 第一、把苏轼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来考察。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但他从不以一个传道者的身份，用自己的论著去布道说教。苏轼是个有独特个性的普通的人，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乐观精神的人，是一个拥抱自然大地的人，是一个具有宏博观察能力的人，是一位正直善良而又有真知灼见的人，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而归根结底，他又是一位典型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 朱熹论学，把苏轼的学术思想命为苏氏之学，也称苏学。苏学作为宋学的一支，在南宋已得到学者们的肯定。 朱熹认为，苏轼的学术，形而上者，曲成义理，形而下者，指陈利害，切近人性；他进一步肯定了苏轼的文章气概以及他的学术入人之深。这是因为，苏轼的思想，切近社会生活，生动活泼，“能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症结所在，就是苏轼不是一个莫测高深的文人，不是一个神秘而不可了解的圣人；苏轼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的跃动的活泼的性格，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思想脉搏，人们容易收受和把握，甚至会直接引发通感和产生共鸣。请读《朱子语类》中一段记载：“草堂刘先生曾见元城云：‘旧尝与子瞻同在贡院。早起洗面了，绕诸房去胡说乱说。被他挠的不成模样，人皆不得看卷子。乃夜乃归张烛，一看数百副。在赣上相会，坐时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当时许多精神那里去。’” 这样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有乐趣，爱‘侃大山’，与朋友相处随随便便，后来生活遭受许多磨难，多么实在的叙述。所以，我们要评述苏轼的思想，先要打破对苏轼的神秘感，这样，对他的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就不难找到突破口了。 第二、苏轼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我们应该把苏轼当作一位哲学家来考察。苏轼没有辉煌的哲学方面的宏篇巨著；他的哲学思想，除了表现在《易解》、《书传》、《论语说》等书外，见于他的史论、策论及书信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他从儋耳北归过虔州时，写信给苏伯固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论，其它何足道。” 对于自己的哲学著作，他是颇为珍惜的，并把这三部书作为自己传世的不朽论著。在黄州写信给滕达道时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 在海南时写信给李端叔云：“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 他对自己的十年读《易》是颇为自得的，其《送蜀僧去尘》诗云：“十年读《易》费膏火。” 对十年苦读的成绩引以自慰。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也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人君子，当知我矣。’”《易传》凝结了苏洵和苏轼、苏辙两代人的心血，《书传》是苏轼读《书》的心得积累，《论语说》则是他对儒家学说所作的发展，“时发孔氏之秘”，他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不断对中国的文化、哲学进行探索，总结，着于翰墨，“欲造其渊”，他研究经术，辟新经，创新解，立新义。今《论语传》已佚，但从《易传》和《书传》中，苏轼哲学思想的光辉灼然可见。 苏轼是一个文学家，这已经是有口皆碑，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占着重要地位：然而，苏轼的哲学思想，却鲜为学者论及。在哲学史著述中，仅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曾略略提到；不过，这也是因为叙述到洛学与蜀学时，为了彻底否定“蜀学学风和苏氏唯心主义思想”而论及的，遑论肯定苏轼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其实，对苏轼哲学思想的认识，苏轼的学生之一的秦观，早已指出：“阁下谓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锦绮焉。其说信美矣。然非所以称苏氏也。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北宋的秦观，追随苏轼而一生被贬奔波，他从自己对苏学的领会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仅仅赞许苏轼的文章，看来似是尊苏，而究其实是“卑苏”，因为苏轼对当时哲学界热烈探讨的道德性命等重大哲学问题，有过很高的见解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忽视苏氏哲学，必然陷入片面。 把握这样的视角，再对苏轼哲学作面面观，就会方便得多。 那么，应该如何控究苏轼的哲学思想呢？ 朱熹在《杂学辩》中将苏轼的学问归入“杂学”，王安石与苏轼论辩时，也认为苏学是“纵横之学”。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从观苏轼的一生，除在京师任翰林学士那短暂的岁月外，主要活动是任地方官吏，在宦游生活中读书、写作、接受各地的历史文化的熏陶，如蜀文化、秦文化、吴越文化、南粤文化都对苏轼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学问驳杂广博，对各派学说兼收并蓄，各种思潮都对他的思想有所冲击，这就形成苏轼思想的复杂和多元。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记载：“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疑，浩然不见涯也。”苏辙与苏轼，兄弟的骨肉亲情不必说，他们一起成长，一起攻读，一起中科举，一起共患难，政治理想和学术主张一致，因此《墓志铭》中对苏轼所接受的哲学观念的分析，是可以确信的。因为苏轼才气横逸，兴趣广泛，融纳各家学说，并以开放的眼光，从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生活实践出发，对传统思想作多方面的的探讨和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