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论哲学值得注意，因为它代表了清末中国学人对哲学的认识，虽然只是初步的。清末的情况是，人们对哲学颇多诟病。王国维是怎样说呢？“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哲学辨惑》）这个看法，虽然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并不确切，因为据现在学者的进一步考证，哲学一词，是在华的西洋传教士先用起来的，后传入日本，国人遂以为自日本始，其实是传教士先用的。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日本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民族，它以学习西人为主。
王国维强调，哲学非有害之学。当时的人为什么会诟病哲学呢？还是因为自由、平等、民权这些个敏感问题，都与哲学有瓜葛。所以王国维辩证道，这些是法学、政治学问题，严格来说不是哲学的；而且这些东西也只是西方诸思想中的一种，不是全部。王国维说，夫哲学中亦非无如此之说，然此等思想，于哲学中不占重要之位置。霍布士之绝对国权论，与卢骚之绝对民权论，皆为哲学说之一。今以卢骚之故而废哲学，何不一思霍说乎？今若举天下之言民权而欲废哲学，可乎？且今之言自由、平等、革命者，果皆自哲学上之研究出欤？故不研究哲学则已，苟研究哲学，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是从。且自由平等说非哲学之原理，乃法学、政治学之原理也。今则以此归狱于哲学，非也——吾所不解者也。
可以看到，王国维对哲学的认识，还带有早期的不成熟性，这是难免的。其实就哲学本身来说，事情并不复杂，哲学只分三部分：一是古希腊，再就是近代的英、德两系，主要就这个，这是具体的看。法国只有文人传统，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哲学，有也很浅薄。毕竟高卢民族心智发育不大健全。
由此，20世纪哲学在中国的流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此开场。王国维认为，哲学非无益之学；但是，无论中、西，人们往往认为，哲学乃逞虚之说，特不实诚，对此应该怎么看呢？王国维认为，就人类生活来说，纯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都是间接的；直接实用的是医、工、农等。但是芸芸众生，不能只是满足于生理需要、吃喝拉撒，还有精神和心灵的诉求，否则人生不是太苍白、太乏味了吗？所以说，人心一日尚存，哲学一日不亡。
王国维说，中国现时研究哲学，甚属必要。方今我国谈教育的多，而不喜言哲学。但是言教育，则不能不讲教育学；而教育学只是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应用。心理学与科学的关系近一些，但伦理学、美学则是哲学中的两大部门。人类心灵，无非是意志、感情、知力几大方面。而三者的理想，就是真善美。哲学就是关于真善美的原理的学问。教育的宗旨，就是要造就真善美的人物。所以说，教育上的理想，就是哲学上的理想；不通哲学而谈教育，就像不通物理、化学而搞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搞医学一样。
但是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却是早期的不妥——在早期，固有论是个普遍情况，这一点大家都不陌生。这说明，凡事在历史中都有一个过程，所以不必介意。王国维说，研究西洋哲学甚必要，其实哲学也就是欧洲的事，王国维是怎么考虑的呢？很简单，他认为，中国的思想太繁散，而西洋哲学则很有系统，条理灿然明备，最为省便，所以研究西洋哲学，实属必要。我们一看这就是早期的迹象——从外围开始、慢慢进去。西洋哲学给中国读者的印象，第一就是其体系性，云概念包装；尤其是那一套哲学语言，的确让人着迷，获得一种全然不同的阅读感受。说实话，很多人读哲学，是当文学读的、是当语文享受的。从文艺性来讲，文学、哲学相通；所不同者，在于深浅：一个抽象、一个具体形象。王国维认定，“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这也不一定，只是一种说法。甚至于王国维还认为，人们对哲学之所以有种种的偏见，是因为没有理解哲学的性质；如果干脆就改称理学，说不定问题就都解决了。咦，这真是奇特的想法，怎么想的？这能够别同异吗？说不定效果更坏。哲学只是诸学问中的一门，王国维说。
他认为，哲学不是当下就有用的，所以其价值也不能用有用、无用去衡量。哲学家的天职就是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超时代的。要说有用，有超过政治与实业的吗？王国维的这一揭示有其道理，他说，哲学有时候还与当时之现实不相容，就因为它追求的是超时代的东西啊！人类异于禽兽，是人类有知识与感情；至于生活之欲，人无异禽兽。政治家、实业家追求后者，哲学家追求前者，所以王国维认为哲学家还更高。他指出，中国的现象，就是哲学家与政治家合一。实际上，王国维讲的哲学并不是哲学，而是包括思想家在内，这是早期的说法，与现在不合。当然，现在更精确、更准确，这一点是须说明的。
王国维向往的是纯粹哲学，而中国只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但哲学是谋独立之价值的。王国维的说法，虽然现在来看毫不稀奇，早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可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当然，王国维的议论还是早期定式思维的。我们知道，所谓超价值者，其实就是神——西洋哲学的魂魄就是神性，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只是在王国维的时代，一切都还没有开张，出于对传统压抑力量的反抗，人们自然会企向域外，这是经验规律，在历史中早已经搬演得不稀奇了，也不必再赘说。现在既然已经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人们自然也就是另一种观感和态度了。
其实王国维想说的，就是神圣独立这一条，他说，为什么中国的读书人多有政治抱负呢？就因为人类的天性都有势力欲，知力越优，势力欲越旺盛，人们不是投注于有形的政治，就是投注于无形的哲学，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说，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西方人文的性质，乃是神教的，故哲学有其独立性，因为与现实捏不拢。
王国维专门谈了教育思想与哲学的关系，他说，自古人类就想解答终极问题，比如，人何为而生斯世乎？等等吧。我们看，儿童的问题，是不是都是所谓本体论的问题呢？比如，我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有多大？等等。所以，元问题的外表特点，就是它的简单性。而成年人的问题呢？则是其事务性。比如张先生看看怀表——明天还要约见李总，那笔钢材生意……怪不得李贽老讲童心。
但是，哲学却给不出最终的答案，所以教育思想也总在变迁。可是我们说，这只是西方的情况；可以负责任地讲，哲学最终乃是路途性的，它是路途上的东西，所以其终极答案是定不下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别的人文就没有最终答案，那只能是阴阳，这个说来话长，这里不展开，只是我们心里要有数。通观哲学史，从来很少说哪个哲学家是明确给别人一个终极固定答案的，他只是不断地指出，要永远探讨下去——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和任务，清一色的都是如此。实际上呢？根本就不是这样，世界不过是一个阴阳、说穿了——这就是无谓。
王国维对西学有一个本质性的揭示，他说，向来之科学，不使自然发言，特以任意构成之观念，加诸自然界，而由之以成虚伪之思想。比如传统逻辑学，等等。所以说，哲学就是绝对主观、纯粹主观——科学客观、哲学主观，这就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其实说白了也就一条。当然，科学是不得不客观，并不是想客观；哲学就不用说了。
尤其王国维谈逻辑问题的一段话，颇可注意，毕竟他曾经在逻辑学上下过工夫，翻译过《辨学》。王国维说，不观于旧来之论理乎？其推测式由命题而成，其命题由言词而成，而言词则概念之符牒也。然若此根据之概念，出自任意构成，而并不正确，则筑于此基础上者，何以保其坚实乎？故吾人一线之希望，在真正之归纳法。惟由此法，而后可得正当之概念耳。此法由感觉的知觉，由具体物，而抽出定理，且由渐近完全之进步，而达于最普遍之域。向来就自然界之思考，不过预定云耳。然以事实为基础，而成立于正确之次序之结论，则可视为自然界之说明焉。是故无根据而预定之之虚伪的概念，必一扫而空之，使吾人之悟性得全脱其束缚。虚伪概念之所由生，有四端焉：
一、欲以己之感觉为准，己之性质为基，而考察事物之一般倾向。
二、由气质、教育、习惯等而出之个人特性。
三、人于日常交际，以言词表事物，后则竟忘原物，而惟保持其符号。
四、传来之种种独断说，犹存于哲学系统及虚伪的论理故也。
构成正当概念之道非他，心常止于物之本身，而受纳其形象，如在其真。而且不依赖教权，尽舍得自传授之意见，一以无垢、无邪之心，考察世界是也。现在物质界、天体界学问大发展，而知识界还停留在古代，这是耻辱。所以必然是，以立于观察及实行上的经验为研究的唯一方法。培根的影响是很大的，且及于教育界。一句话，人类知识只能从经验而来，无法超越，生而知之是不可能的，对于一般人。顺从自然、而说明之，才能利用自然改造人类生活。地理大发现，更推进了实学的发达，也就是——重实地观察、考察超过书本。
王国维谈到法国的怀疑精神，谓法国人对科学及理性，皆持保留态度。像笛卡尔就认为，在各个不确定之中，却有一个确定的，即怀疑益深，则此怀疑之我之存在，益不得不确实。疑也者，不外思考之一形式。故可曰——我以思考、故而存在也。我虽疑一切，然其思考之不止，明甚；思考若止，则纵令其他一切存在、而我之存在与否，未可信矣。故当知吾人之本体，在思考上。自我确实，则为一切认识之根据。吾人所明确认知，恰如我身之存在之事，斯可谓之为真耳。
笛卡尔认为，人的差异是在方法上，约有四端——1明确法则（明确的真）；2分解法则（分到无可再分）；3总合法则（由简渐繁思考）；4包括法则（广而计之，不遗漏一个）。此后，合理主义的教育家便唯方法是从了，以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王国维还谈了洛克的思想，彼以为知识得自后天，否认天赋观念。人心之初，如一张白纸。由此其教育思想丰富，比如主张在玩当中学习并掌握；但是洛克以诗歌、音乐为无用，诗歌=放荡，故于幼儿不宜。卢骚的教育思想就从洛克来，他们的主张，经泛爱派之手，又影响了德国教育界。要之，感觉主义、合理主义、自然主义，而“哲学时代”或“启蒙时代”之名生焉。
王国维说，启蒙时代的特点，是力戒盲信、盲从，务求一般理论；重个人主义，包括个人权利，而专注于人类生活幸福。要之，近代西洋教育思想，以古希腊为模范，所谓人道主义是也，此理想遂开出独立之科学。
又说，一刻不停地活动的只有人心，而常感空虚的痛苦；要填平这痛苦，便发生种种的嗜好，如食色、工作、文艺等等。盖痛苦有积极的与消极的，如工作之重，这是积极的痛苦；闲得发慌，这是消极的痛苦。可见还是一阴一阳。
王国维说，烟酒是人类生活中很具代表性的嗜好，还有博弈，乃是抽象表达人类竞争本能和利己主义的典型。但是博与弈又有不同，喜欢赌博的人，机警、脆弱、依赖，说白了，侥幸性质强，而短于理性；喜欢下棋的，谨慎、坚忍、独立，也就是爱必然，而长于理性。王国维的这一观察是客观的，我们看，B型血的人很多都喜欢赌博，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此型人的生命域度窄，所谓秋虫不知冬夏，他们乏远大性，所以其嗜好也低。这些都是全息的。
至于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奢侈享受纵欲，无非是要炫耀自己高人一等，虚荣而已。也就是势力欲，这已经不是简单一般的生活欲了——炫其势力之胜于他人而已矣。比如说笑别人，一定是有强于被笑者的地方。所以王国维说，笑是人类的一种势力之发表。对于人类戏剧，则非喜剧哲学、悲剧哲学不足以解释之。人生之为悲喜剧，二者实系一回事。
王国维认为，最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不外是势力之欲的发表，乃系成人的精神游戏，而医其空虚的苦痛也。于是人类之感情，平时所不敢表出者，都借文艺虚构以泻出，也就是人类全体之喉舌。创造与赏鉴，都以此势力欲为之根柢。哲学、科学都是这样，所以培根说知识即势力——这就是英国哲学，尚权能。王国维说，一切知识之欲，虽谓之即势力之欲，亦无不可。而人类又不满足于眼前的势力，更欲得永远之势力，手段虽异、目的实同。以是观之，则人类一切嗜好，无非势力欲之所为也。由此看来，王国维所讲的，完全就是势力论。
但是他又声明，自己所讲的这些，只是从事实成因去论，乃事实之问题，而非价值之问题。若论应该，则须以高尚之嗜好，以易卑劣之嗜好，王国维叫做教育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