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1）经济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的动荡时期也是生产力水平迅速发展的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促使了铁制农具及牛耕方式的推广，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集体劳作方式，井田制逐渐瓦解，至战国末期，土地私有化已普遍存在。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小手工业和商业逐渐繁荣，古文记载：“农夫不荆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孜栗。”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同时，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
（2）政治上，社会结构的变化
周王室衰微，西周所确立的宗法制逐渐崩溃，各路诸侯纷纷自立门户，天下之争更加剧烈。《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此时，奴隶的奋起反抗加速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灭亡，而土地私有化及大商人通过买卖交易形成新的大地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而原先的奴隶冲破束缚与他们形成新的依附关系，使得他们不再满足经济上的富有，开始向政治地位迈进，逐渐成为政治的主导者。
（3）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政治力量的思想家或学者，都按照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或者需要，对社会对宇宙作出解释、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逐渐形成了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尤其以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为主。儒家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强调“仁爱”，主张恢复周礼，以礼治国；墨家以墨子为代表，强调“兼爱”、“非攻”，主张博爱与和平；道家以老子为代表，强调“无为”，主张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不给百姓增加负担，与民相安；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强调以“法”治国，主张“轻罪重罚”、“重刑少赏”。在这四家之中，儒家的“以礼治国”与法家的“重刑少赏”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富国强兵的目的，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与推广。
礼法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1）“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主张“性恶论”，并提出“化性起伪”的学说，这也是荀子礼法思想的理论基点。他说：“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荀子认为人性本是恶的，他所谈的“人性”除了生理之外还包括人的本性和情欲，凡是善都是人为的结果。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指出顺从人的各种欲望则会产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罪恶，这样辞让、忠信、礼义就会遭到破坏。“性，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指出人性是人们在生存和繁衍的活动中自然表现出来的，所以人性本是恶的。人性只有在社会中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善“性”，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所以“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仪者为小人。”通过给人们建立礼义、制定法度来引导、改造人们，使人们都能遵守社会秩序，依照正确的道德准则去活动。
（2）“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关系理论
荀子明确指出自然界万物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类的吉凶祸福，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人为造成的，与天无关，因此要“明于天人之分”。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天人关系的认识问题上的一次理论性飞跃。既然天人可以相分，阶级自然可以相分，人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或群体，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以经济和社会地位划分，则有公卿、士大夫和庶人之别；以文化素养和道德划分，则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以职业来衡量，全体民众可以分为士、农、工、商“四民”等等。荀子认为，人类为了战胜自然就必须组成群体，形成社会。社会中各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秩序和道德，安守本分，否则就会产生争乱，争乱频繁会导致国家衰微。所以，为了明确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就必须设立“礼”，而由于人性本恶，就必须制定带有强制性的“法”。通过“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达到“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