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贯串于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结为道义论和功利论两种倾向。儒家不多申言道德的功利目的，尤其卑视道德主体的个人利益，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必然会损害道德准则的实践，主张“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甚至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儒家还根据对义利关系的不同态度，划分“君子”与“小人”，主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而且认为，只有“不顾其利”才是行为的道德价值和理想人格的最高体现。宋明理学更是销利归义，甚至认为“凡有利心便不可”，陷入了禁欲主义。儒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强调履行道德义务高于满足个人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否定利益,尤其是个人利益,则是错误的。
墨家注重功利，主张道德准则应以“利人”、“兴天下之利”为目的，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义可以利人”。从而，把义、利统一起来。在对行为的道德评价上，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宋代以后，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道德实践的功利原则，提倡“功利之学”。叶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颜元提出与董仲舒相反的命题：“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受西方“幸福论”的影响，主张以能否满足“求乐免苦”作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严复还提出人、己“两利”的“开明自营”原则，认为追求功利没有什么错误。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提倡极端利己主义，否定行为的道德价值，走向了非道德主义或享乐主义（见快乐主义）。有的则对义利问题采取超然的态度，主张“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企图摆脱义利之争以保全自身。但整个中国伦理思想的主要倾向是重“道义”轻“功利”，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