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着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嬗变与价值多元，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经典教育活动，在后来的发展中也鲜明地体现出了观念混变的状态，即新旧观念和不同的声音处于一个互抗互斥、是非莫辨的博弈状态。倡导者从弘扬传统文化、接续文化根脉、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大力褒扬推崇，而否定者则着眼于国学经典中隐含着与现代思潮相抵牾的陈腐观念，认为倡导国学实则是让传统中的糟粕死灰复燃；而近年来声势浩大的读经诵经活动，也因为与儿童本位的立场相违背而遭到了否定一方的批驳……这种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状态，不仅让国学的面目愈加暖昧复杂，也给中小学的国学经典教育实践带来了挑战与困惑。因此，在现阶段，如何重新确立中小学国学经典教育的尺度与分寸，是回归国学经典教育的本真自然状态，让国学经典真实发挥教育作用的关键所在。
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来临，对各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倡导和坚持，已作为一种理性与自觉的文化选择而日益得到广泛的认同，“国学”作为民族固有精神文化的载体，也被赋予了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大任，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复兴中国文化、重塑民族之魂的一种策略与应答。但“国学”到底是什么?是“一国所有之学”[2J，还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一国固有之学术蚍“，亦或是像钱穆先生所说的：“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从对国学的种种阐释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是一个历史性很强的概念，它诞生于思想文化激烈冲撞的转折时代，隐含着特定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诉求。“经典是被时代不断地发掘和选择的，经典具有的现实性价值是由它所涉及人类问题的基础性、基本性、原创性所决定的。-[53故而当强势的经济文化进行全球性扩张之际，相似的历史命题使得国学在西方他者的映照下被又一次召唤出来，而理论界也在对国学的辨析中逐渐达成了基本共识：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称。
面对以“普世”、“普遍”的面目出现的强势价值观，弱势民族固有的价值与传统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也极易产生道德摇摆与价值真空，而这时，追本往往就成了迷惘之时本能的文化选择：如果在森林里迷了路，最好的办法是回到起点——这句来自西方的谚语，也正印证了读经运动倡导者们的意义诉求：“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元化浪潮汹涌发展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号召青少年儿童诵读我们传统的文化经典，那么我们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有成为文化上的流浪民族的危险。”[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儿童读经被赋予了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的深远意义，是立国兴邦、挽救中国文化于危亡之地的长远之策。面对国学的兴起，刘梦溪先生曾质疑：历史已经跨越百年后的21世纪，我们是否还需要原封不动地维持当初那种涵义的国学?[73的确，当中国固有学术和传统已在现代诠释中获得新的生命时，倡导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也恰恰应该立足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辨析那个被理想化和化的“国学”是否能够堪当民族复兴的大任，更为重要的，国学一旦被提升到经邦济世之学的高度，被奉为救世的神药，其作用也就会被无限夸大，难免不陷入被神化的命运。在习惯于跟风造势的现实语境中，这般“天将降大任于国学也”的架势，潜在地又会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对依然因袭着传统重负的中国教育造成无形的束缚与压抑：“文化存这样的大事，这是成人的任务，窃以为不应强加到孩子头上，不必亦不便从幼童抓起。把成人的任务强加到孩子身上，让孩子痛苦地做力不能及的成人们的事情，那是我们文化的坏传统。”而国学经典教育一肆染上浓重的“事功”色彩，它还会唤起对功利主义教育传统的消极记忆，引发潜在的反感与抵牾，影响着对国学经典教育的接受与实践。周作人就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著文反对《儿童报》的《国耻号》和《小朋友》杂志的《提倡国货号》，期望“教育者授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永恒主义教育家赫钦斯曾这样来理解经典：“经典著作乃是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当代性的书籍。例如，苏格拉底的对话提出的那些问题，对于今天来说，就是同柏拉图写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地紧迫。”——阅读经典，也是阅读当今，国学经典教育也正是通过重新回到族群记忆的文化源头，在对人类生存基本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究中，为我们的当前生活寻找新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