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对此不少论者穿凿附会，批判孔子有等级尊卑观念。我以为这些也不过是经验事实的描述。当然这其中反映了孔子对人性殊异之处的认识。总体上说来，人性相近，作为人即有人性之共，如饮食男女人之大共。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人的天资禀赋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天资聪颖、机敏异常，有的人天资鲁钝，木讷过于机敏，这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常见现象。孔子“性相近”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没有说“性一致”，也没有说“性殊异”，而是说“性相近”。他既看到了“类”的共同性，也看到了个体的差异性。
“习相远”是孔子人性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性”是先天性的，那“习”则是指后天习得的，这是对现实人性的概括性陈述，即现实的人性表现由于习染的不同而有了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即朱熹所言：“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朱熹四书集注》）“习相远”的经验陈述中隐含着孔子对人的善性修养和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性预期，即通过教和学，使人们抑恶扬善，变化气质，成就人生。《论语》以《学而》开篇，后孔子的荀子以《劝学》起首均突出表明“学”的重要性。张拭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有此概括：“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五之政，莫不以教化为先务。”（张拭：《南轩集》卷十）
要而言之，孔子的素朴的自然人性论包涵两大方面，即一方面基于“类”意识，认识到人的自然本性有相近之处，然而又不完全等同；另一方面认识到由于后天习染不同给现实人性带来差异，因而通过“教”与“学”，可以使人性趋于共同的美善。这样一种人性论为其后的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价值的追求、教育方法的实践和教学境界的达成奠定了相当坚实自洽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