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
无为而治本来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2]
企业管理
无为而治用在企业管理上，要求企业管理者从琐事中跳出来，主要抓好企业发展战略和识人用人的工作，至于具体的研发、技术、生产、销售等工作，要充分依靠员工和下属来做。[3] 高层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而在小事上则有所不为，就必须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才能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管理目的。[4]
教育领域
无为而治用在教育领域，要求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充分信赖孩子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即道家的自化能力)，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试、去学习、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破坏，哪怕他会失败会犯错误也不要紧，因为他会从这些失败和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老师和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创造必要条件，并做必要的辅助工作。[5]
3理论发展
编辑
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如田齐的黄老之学和汉初的黄老政治都是官学、显学，用来治理国家，并成就了齐国霸业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为国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现了“贞观之治”。明初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仁宣之治”。清初推行轻税减赋政策，成就了“康乾盛事”。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间接是在道家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黄老之学
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齐代姜齐。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国君。第二年田和就死了，其子继位无明显政绩，其孙齐威王立志改革，齐国再次称霸。齐威王说：“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齐宣王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他们以欲一统中国的气魄，再造姜齐桓公之霸业。历经三代的努力，举贤揽士，有稷下宫学庞大的智力集团；富国强兵，奠定争霸称雄的物质基础；培养了一支“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为东帝(白奚，1998)。
田齐替代姜齐立国后，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黄老之学，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尊崇老子，因为田齐与老子是同乡，都来源于陈国。《史记》记载“苦县属陈国”。齐国从姜太公立国起就有重“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祖先、同乡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家理论——黄老之学(熊铁基，2001)。
稷下学宫
从齐桓公开始，在国都临淄的稷下置学宫，招聚天下贤士。《史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国国君为他们铺设开阔的大道，用“高门大屋”等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齐桓公后威王即位，当时齐国仍未从乱中恢复过来。齐威王立志改革称霸诸侯，一方面推行黄老之学，一方面任用稷下学士邹忌、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人改革政治，稷下学宫盛况空前。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规模最大，达“千有余人”。《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接子、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学士复盛。”
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些条件是很优厚的。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文化的中心，也是东方学术文化的中心。与其他国家相比，稷下学派的作用是很大的，也加强了齐国的声望。当时，各国都把齐国看成一个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图强之国和礼仪之邦。
稷下黄老
黄老之学是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齐宣王授予的76位上大夫中，黄老学者也占了大多数，如接子、环渊等。但田齐统治者对非官学的其他各派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给予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按郭沫若的意见，稷下黄老之学又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钎、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提出了“以道变法”；一派是环渊。据说《道德经》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地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郭沫若，1954)。
稷下黄老之学虽属道家思想，但它与老子、庄子的注重修身养性、回避政治的思想不同，主张“君人南面之术”，主要是讲政治，讲执政之道的。其主要思想有“因循天道”“君道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因道生法”“因道变法”“执法平等”等。稷下黄老之学主要著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娟子》等。
邹忌改革
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对田齐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齐立国初期，就采用授予农民定量土地的授田制度，实行了户籍制，推广铁器，减免赋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治国措施，这与官方推行的黄老之术也基本上吻合。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采纳“谨修法而督奸吏，减吏省员，使无扰民”等建议，使齐国迅速出现了大治局面。齐威王改革的核心是整顿吏治，针对“百官荒乱”的局面，齐威王派出亲信，深入地方进行调查，切实掌握各地的治乱状况，然后召集地方官72人，“赏一人，诛一人”，即墨大夫“封之万家”，“烹阿大夫”。齐威王的左右近臣接受贿赂，毁誉不实，可谓奸臣，皆并烹之。这一措施收到明显成效，此后，“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史记》)。 齐威王改革后，齐国日遂强大，在桂陵、马陵两役中重创当时的霸主魏国，遂成战国七雄之首。齐国历经威王、宣王、滑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强盛。齐国日强，诸侯恐惧，乐毅合纵连横，游说六国，率六国联军伐齐，齐丢掉了50多座城池，仅剩下2座城池一直死守，齐国从此衰落。齐国是战国后期第一个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致力于一统中国的强国(白奚，1998)。
西汉黄老政治与文景盛世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西汉人，司马迁总结了汉朝黄老的治国思想，对黄老政治及其创造的业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西汉黄老政治的资料就比较充裕。实际上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首次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因此，西汉黄老政治是应用道家理论治国的，并明确把治国成效与道家理论联系起来。
黄老政治的来源及其内容
黄老政治中的黄是指黄帝。黄帝不仅武功炬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样。《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也是法治的典范，因此，黄老政治是道法结合的一种治国术。 黄老之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黄老之学是指战国到西汉初期的道家学说，狭义的仅指战国田齐稷下黄老之学和西汉初期的黄老政治。关于稷下黄老之学与西汉黄老政治的代表人物及师承关系，司马迁有过专门考察，并在《史记》中作了记述。曹参，西汉位居萧何之后的第二号开国功臣，先为齐国丞相，拜黄老大师盖公为师，后任西汉丞相。司马迁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史记·乐毅列传》)
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一是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实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三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五是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又开放山泽，让人采掘垦殖，带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六是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甚至在冶铜铸币这样的货币发行领域，也都向私人开放。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现了文景盛世，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史杰鹏，2007)。
西汉黄老政治的详细情况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生息的“无为”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西汉的统治者，比如汉文帝这样著名的皇帝，就是一个相信黄老政治的一个皇帝，很少去干预社会生活。我们看到《史记》里边讲汉初一些著名的地方长官，比如曹参、汲黯这些做郡守、相国的，他们做地方官只是管其大体而已。大体的事情管管，琐碎的事情不管，在衙门饮酒，快活得很，结果天下大治，非常好。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缛节不感兴趣，唯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比较对口味。据史载，刘邦人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采用黄老之术治国，与其重要谋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王陵等都爱黄老之术也有关系。《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本或无言字)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继续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说：惠帝吕后时期“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政不出房门”。
汉文帝以代王身份继承大统，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文帝好黄老之学，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风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史记·礼书》也说：“孝文好道家之学。”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恢复了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田租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其间还有两年全免，徭役则从一年一月减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人粟赎罪。此外，文帝还下诏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废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废除连坐法、诽谤妖言罪、肉刑等。文帝生活极为简朴，自己穿粗糙丝绸的衣服，宠妃的衣服也不许拖地(陈功镇，2001)。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
汉景帝在位16年间，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他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与民休养生息，田赋三十税一，人民负担减轻。把劝务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还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以促进农业生产。景帝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地，引起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率军三个月平定叛乱，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史杰鹏，2007)。
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这45年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术，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窦太后有个规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她的孙子汉武帝即位后，要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窦太后为此大发雷霆，逼着汉武帝罢免了一些官员，汉武帝第一次独尊儒术的图谋就失败了。司马迁记载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
黄老政治的治国成效
汉初黄老政治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粮多得没地放，铜钱多得没线穿。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汉书·食货志》也夸日：“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1300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850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汉初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吴楚七国之乱不过3个月即被镇压，黄老之术起了重要作用(史杰鹏，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