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孝”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中国的孝悌思想在原始社会文字初始时就已萌发，在夏商周三代之时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儒家的完善推广以后，孝道观念开始变得理论化和系统化。《孝经》自汉代以后开始成为历朝统治者都大力推崇的对象，二十四孝的故事也开始广为流传。虽然传统孝道中有很多内容已经不符合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对如今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来说，其中有很多宝贵的养老敬老思想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发扬的。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孝的文化，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可以讲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1。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具有根源性的重要作用。黑格尔认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2”这说明，孝不仅在中国文化中有其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而且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孝经》的内容决定了其在后世中国特殊的历史地位，因为其不但讲孝，而且讲忠，因此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亲睐。汉代在中国历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著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把家庭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从汉惠帝开始,凡民能养父母、着力耕耘者,皆可以担任国家的下层官吏,这是“孝道”政治化的开始。。汉代皇帝巡幸各地,常有表彰孝悌的事情。汉惠帝以后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由此可见，孝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代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孝经》自然也被汉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其在汉文帝时期已置博士，武帝又置五经博士。由此可见对其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较频繁,虽然儒家思想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对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孝的冲击并不大,孝文化并未因战乱而遭受破坏。反而“孝”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鼓吹和宣扬,统治者也重视研究《孝经》和传播“孝”,如历代帝王纷纷为《孝经》作注，像晋元帝《孝经传》、晋孝武帝《总明管孝敬讲义》等等8。孝从此成为一种统治国家的权术,封建统治者从方方面面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孝也成了他们禁锢人民思想、麻痹人民的意识法宝,他们通过宣扬一些违背基本人伦道德的范例与行孝的“楷模”,如古代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唐媳乳母”、“卧冰求鲤”9等故事来使人们效仿,使人对封建伦理绝对服从。 唐宋元明清以后，孝悌之义慢慢地便“移孝于忠”,从而使得孝文化走向极致。此时的孝则被更多地解释为“忠君尊王”。统治者更加强调“臣忠”和“子孝”,而很少谈到“君明”和“父慈”,甚至提出了“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等愚忠愚孝的绝对化的原则。孝感动天、亲尝汤药、啮指痛心、百里负米、芦衣顺母、鹿乳奉亲、戏彩娱亲、卖身葬父、刻木事亲、行佣供母、怀橘遗亲、埋儿奉母、扇枕温衾、拾葚异器、涌泉跃鲤、闻雷泣墓、乳姑不怠、卧冰求鲤、恣蚊饱血、扼虎救父、哭竹生笋、尝粪忧心、弃官寻母、涤亲溺器这“二十四孝”的故事也最终成形，这既是孝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孝文化发展的一种体现。但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孝文化已经走向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10。孝文化到宋明时代已经走向极致,被融入了政治运行的系统。
